带大学生士兵方法的改变是全方位的

　　第二，行为方式上的最大公约数。大学生入伍当兵，对军队建设带来的决非单方面影响，而应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思想教育来看，有一个提高针对性的问题。对中学生士兵和大学生士兵开展思想教育，差异性很大，前者可以采用更多的灌输式，或单向思维下的思想和精神塑造，因为中学生由校门到营门，在校时因应试教育而疲于奔命，对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了解并不多。即使毕业后进入社会，号称是“什么景都见过，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事情都做过”的打工族，实际上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对政治思潮和多元价值观不甚了解。

　　大学生士兵与其大为不同，尤其是这个不同主要不是反映在知识量上，而是反映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毕竟大学是思想的集散地，那里有各种思潮和思想观念的碰撞，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社会也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们再照搬原有的思想教育方式，显然难以达成目的。这就决定了更新观念，寻求有效应对之策的必要。

　　从管理方式来看，有必要提高管理水平，并且这个提高重心在领导和机关。通常情况下，提高管理能力强调与士兵接触最多，离他们生活最近的基层军官，因为他们对士兵的成长影响更大。

　　比如，上世纪80年代那批“学生官”处在土生土长的军官队伍中，二者志趣不同，甚至话语系统有异，这应当算是不利的成长环境。但今天的基层军官队伍已是清一色大学生，许多还是地方大学入伍的国防生，差异性大大缩小。

　　因此，强调提高管理能力重心在领导和机关，有其必然性，特别是现在产生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表现为系统性、观念性，即由决策管理层的许多管理规定与对象行为特点出现了不适应和不和谐。比如，网络时代对网络的管理就是一个表现于管理领域的突出矛盾。大学生入伍前几乎天天挂在网上，调查显示，互联网已经是青年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如果你一堵了之，他们必感不适应。

　　这期间实际上主要存在着观念问题，尽管互联网上有不良信息，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既然他们在读大学期间没有因上互联网而堕落，为什么进入军队就一定成为防范对象，似乎稍不控制就会出问题呢？

　　从训练和执行任务来看，也有一个优化和提升的必要。大学生士兵因其文化素质与思维和辨析能力的提升而决定着我们的训练方式必须与之相适应。

　　此前有媒体曾经注意到，随着几年来大学生士兵进入部队，在接受能力上的差异与我们一些部队训练方式上的刻板发生了矛盾，也就是出现了“吃不了”与“吃不饱”的矛盾，但那时还只是个别现象。如果大学生士兵成为主体后，以训练初高中生的方式训练大学生，显然既不经济，也没有效率，更难调动大学生士兵的兴奋度。所以，我们的训练大纲与训练模式必须考虑进行修改，避免低层次循环。引申来讲，所有军事和后勤、装备系统都有一个与对象素质特点相适应的问题。

　　用立法来保证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地担负社会责任

　　第三，体制制度建设上的最大公约数。这反映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把加强我军民主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随着大学生士兵的大量增加，原有的“三大民主”在内容、形式与方法上必须加以丰富，以适应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诚然，军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但通过民主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显然不失其时代意义。

　　其次是深化评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包括大学生直接提干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对于吸引大学生入伍很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以什么评价标准和程序规范来保证优秀者脱颖而出，从制度上完善至关重要。

　　再其次是国家出台相关的兵役法规，为大学生入伍可持续化奠定法律基础，势在必行。

　　今天大学生入伍的热情很高，多原因中一定有国际金融危机和连续多年高校扩招导致就业困难的原因，但国际金融危机总要过去，大学招生也将随着高中生数量的下降、出国留学人数的大幅增长而发生变化，因此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政策吸引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法的刚性规范为大学生从军奠定坚实基础。

　　西方国家军队中所以能够持续吸引优秀大学生从军，很重要的是有法律作后盾，当然也有社会氛围的支持。当年克林顿因为逃兵役几乎失去了入主白宫的机会，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进行相关立法，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平民子弟与官员富豪子弟负有同等的服兵役责任的问题。在进入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时代，我们必须在此方面打破等级制度，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平等地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哪怕他是高官之子、富豪小姐都应做好法律范围内的服兵役的准备，即未入选是国家和军队的意志，接受选拔是你的责任。唯此才敢言，大学生入伍已经进入到一个秩序和稳定持久的时代。 (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