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基础，1960年的暑假，张先生邀请我跟他一起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得知能参与绘制天安门的主席像时，我诚惶诚恐，怀着一种虔诚之心准备投入这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中，但绘制巨幅毛主席像仅靠虔诚之心是绝对不够的。我虽曾受吴作人、董希文、李斛等诸名师的严格教导，掌握了一定的油画技巧，但绘制巨幅领袖像却有其特殊性。

　　天安门城楼所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是典型的大画，当时我们要画的画像高六米多，宽四米多，比两层楼还高。作大画时，作者本人无法看到作品的全貌，要知道光毛主席像上的一个纽扣就有脸盆大。我感到有些棘手，张先生此前已画过多张毛主席像，他胸有成竹给我以鼓励。

　　当时我们手上得到的唯一参照就是新华社记者在几年前所拍摄的毛主席半身标准像，为十二吋黑白照片，画像的色彩则需要我们靠想象“编”出来。晚上我们用幻灯机把照片翻成的正片放映到画布上，再用木炭条勾画出轮廓，接下来画色块。大块色调由张先生负责，我负责各色块间的细节过度。两人配合作画的一个难点在于笔触方向必须一致，不然会在画像上造成生硬的阴影。因此在笔触上，我们力争润泽一致，水乳交融。

　　由于当时主席已过中年，脸容已显老态，我们本着自然而不夸张的原则，把毛主席的下颌略微加长，额头画得更饱满，肤色也更加健康红润。我还记得张振仕先生特别嘱咐我要注意把毛主席那种崇高、豪迈的气质和亲切、和蔼的表情画出来。

　　我们作画的地点是午门广场西南角，靠端门的北墙边。由杉篙、毛竹、长木板搭起的大棚子就是我们的画室，绷上油画布的画框就靠在墙上，调色板也是自制的超大号(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块调色板)。那时候没有升降机、望远镜等设备帮助作画，我们能借助的是竹梯、方桌、长短凳等。

　　因为平时的教学安排得很紧，作画时间集中到了炎热的暑假。由于靠近画时根本看不到整体画面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从竹梯上下来，跑到十几米以外去，然后跑回又爬上去，来来回回，每天好几十趟，大汗淋漓。画高处时，还必须爬上桌子，甚至桌上加凳，摇摇晃晃的，左手端笔，右手作画，真和演杂技似的。

　　当时是食物匮乏的年代，相关部门能提供给我们的优待就是每天可以去北京饭店门市部吃顿午饭。尽管我们可以随意点餐，但张振仕先生和我从来都是简单的一荤一素。张先生一生俭朴自律，他从未利用这样的机会享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