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下的保密尴尬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颇有些尴尬。当他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数据时,一位路透社的记者站出来质疑说,已有媒体早先公布了这些经济数字,这是否违反了中国的相关保密法规?
李晓超当时的答复是表示要追查,但至今并未见下文。事实上,近年来每当政府机构公布国民经济运行的数据前,总有一些境外媒体或境外研究机构能准确“预测”出来,有的数据甚至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几位。
这一现象颇让人感到惊诧,因为经济数据提前透露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数据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宏观走向,而且足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波动,比如人民币汇率变动、大型企业上市融资计划等等,若被外界提前掌握,很可能导致一些投资机构从中投机套利。
对此现象,中央党校一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视之为难以避免的“行业潜规则”。这位学者说,各家银行和研究机构跟国家相关部门、研究所相当熟悉,都是一个圈子内的人,又经常在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后者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些经济数据,这不属于什么新鲜事了。
显然,相对于技术泄密,这种人为的“潜规则”则更难规避。有人把它归咎于保密意识淡薄,但更多的声音认为,这是中国保密制度不合理的缘故。据介绍,美国每年产生的秘密文件约10万件,而我国则多达数百万件。相关人士认为,中国的国家秘密涵盖的范围显然过于宽泛。有政府部门官员曾抱怨说,秘密文件过于泛滥,不该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从而浪费了大量的保密成本。“甚至连一个平常的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加密了。”
这位政府官员的抱怨反映了我国保密制度的缺陷。定密过于宽泛,哪些应该保密,哪些应该公开,当中界限模糊,从而导致不该保护的却被保护了,真正需要保护的却保护不到位。沈固朝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保密法》已经到了非修改不可的地步了。”
其实,早在数年前,国家的保密思维就开始迈出了调整的步伐。2004年,中国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向国内外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部分外交档案,此举被视为国务院下属部委政务解密的试点。一年后,民政部和国家保密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这是国家保密局首次以新闻发布者的角色走入公众视线。
但相对而言,保密思维的上述调整,还是跟不上“新情况、新问题”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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