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技术促工业振兴和发展

　　以三大共生矿的资源综合利用为试点，大力推动以科学技术促进工业的振兴和发展，这是方毅同志根据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提出的创造性工作思路。

　　这三大共生矿指的是四川攀枝花钒钛铁矿、内蒙白云鄂博矿和甘肃金川镍矿。攀枝花铁的储量近百亿吨，居全国第二位，共生的矾、钛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8%和90%，钛储量居世界前列；白云鄂博矿富含铁、铌、稀土，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为世界储量总和的80%；金川矿的镍储量约占全国储量的70%，还有钴、金、银等贵金属。三大矿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稀土、矾、钛、镍等都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

　　但是，这三个聚宝盆里的“宝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共生矿。共生矿体在未变成单体金属前，几乎就是一堆废石头。由于分离技术不过关，这三个矿从建设开始就年年亏损，每年国家补贴大量资金，而且环境污染严重。

　　1978年8月，方毅到金川调研，看到的景象是污水横流、二氧化硫烟气弥漫。经过调研，他得出结论：“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

　　之后，方毅提出以科技为突破口，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组成不同的技术攻关队伍，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的密切结合。

　　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历史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二大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当时，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也在调整。但是，怎样调整，怎样面向，怎样依靠，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

　　“方毅同志的做法是，集聚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各方面合力攻关，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彻底改变三大矿面貌。”吴明瑜说，以金川矿为例，由于地压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金川矿的地下坑道一度是挖了塌，塌了挖，修了14年一直无法投产。他组织全国50多个单位、数百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各类技术配套的攻关队伍，开展了一场跨系统、跨行业、多学科、多层次的联合攻关，不仅解决了地压问题，还使各种有用金属的回收率和品位迅速提高，到1985年，镍的产量达到2万吨，我国从镍的进口国变为出口国，赚取了大量外汇。“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吴明瑜说，方毅抓三大矿抓出了很多经验，其中“联合攻关，大力合作，走科技先导型内涵式发展之路”是精髓所在。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攻克的不是一个一两个难题，而是几百上千个难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改变了三大矿的生产状况，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而且带动了国家整个民用工业的大发展，改变了中国材料工业的面貌。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吴明瑜举例说，在镍的分离技术未解决、不能大规模生产前，中国的不锈钢没办法大规模生产，不锈钢贵得不得了；再比如钛，不但在军事上极其重要，民用上也非常急需。吴明瑜认为，“采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领导三大共生矿资源综合利用，是民用领域类似‘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开始的连续九年时间里，方毅几乎每年都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每到一个矿区，他都要下现场，看全工艺流程，采矿、选矿、冶炼、轧材都要看，工人的工作平台，再高他也爬上去，一定要看工人的操作并询问情况。金川的矿洞由于地压破坏，工人操作时要注意观察情况，随时准备跑出危险区域。尽管如此，方毅还是要下矿洞，矿上的领导怕出危险一再劝阻，他说，哪有抓矿山科技不下井的道理呢！工人能下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他还说，“我国的三大共生矿，只要我管这个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活一天就要过问一天。”

　　对于方毅下这么大力气抓三大矿，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每年下去那么长时间，科委还有许多事情要他管呢！中科院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说他抓工业建设不抓基础研究。

　　“这都是误解。”吴明瑜说，方毅同志一贯重视科技管理、基础研究、高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亲自过问和支持高能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大型科学装置的建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了解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发展路径，他会见了几乎所有来访的国际高能物理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直线加速器的一位老科学家潘诺夫斯基成了熟识的老朋友，互称“老潘”、“老方”。

　　“他对高技术的热心是少有的”。吴明瑜说，如当时要发展计算机与半导体，他让科学家把当时集成电路的51道工序写出来，他从头背到尾，国家科委还专门成立了计算机办。“他的好学程度，对技术的了解深度，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是少有的。”

　　爱护人才 关心科学家

　　郭曰方说，“方毅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他曾这样说过：“小平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吴明瑜说，方毅同志曾经很动情地对科委的同志们说，“我们科委如果不关心、不爱护科学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辛酸苦辣、委屈冤枉漠然置之，不去替他们说话，我们科委就应该取消！”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常去方毅办公室，有什么困难，什么苦恼都愿意和方毅说说。郭曰方说，因为他觉得方毅是好人，来得多了，连我都和他成朋友了。由于长期的脑力劳动和过度劳累，陈景润后来患了帕金森氏症。她的妻子也因工作和孩子的原因，无法在家照顾陈景润，她只好把自己的表妹请来北京照料。因为表妹户口不在北京，一直想回老家找工作、找对象，陈景润夫妇很着急。方毅知道后，就商请中组部出面，将陈妻表妹的户口迁到了北京。

　　彭加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1980年6月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当时方毅正在南方出差，初夏季节，阴雨连绵，方毅偶感风寒，正在住地卧床休息。突然接到院部电话，得知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方毅霍地从床上坐起来，让秘书火速报告中央军委，请求飞机支援，并指示院部配合新疆分院立即成立寻找彭加木的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寻找工作。在方毅协调指挥下，大规模的寻找一共进行了四次，历时67天。搜寻面积5500多平方公里，派出汽车66辆、飞机20架次。(胡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