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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管”的核心要义，在于改变过去城管局只是“堵”而没有“疏”的执法思路

　　要实现“执法型城管”向“服务型城管”的转变，要使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与弱势群体利益达到平衡，出台《城市管理法》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本刊记者/韩永

　　每次走向小摊小贩，钟祥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在北京城管部门上班已经两年多了，他一直没有走出这种情绪。他总是预感，在把小贩的东西搬上车的一刹那，会有人在背后给他一下子。

　　与很多刚上班的新同事一样，他总是陷入一种逻辑的悖论中：小摊小贩不查不行，因为它实在有碍市容；但这样查也不行，因为没给人家留一条活路。

　　最近，钟祥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研究通过一项新的制度，或许会给那些无证小商贩带来一条活路。这一制度叫做“大城管”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一把手”，统筹各职能部门，实现城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统一。

　　“大城管”模式被普遍认为将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给予弱势群体更多可分享空间。据了解，目前该办法已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

　　只是“堵”而没有“疏”

　　主管这项工作的官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建设和管理研究处处长翟宝辉。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澄清，这一制度，并非如媒体所说是住建部的意向，只是自己申请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媒体一股脑儿将这一制度扣给住建部时，他有点担心这一课题的前途。

　　钟祥所说的“留条活路”，指的是城管事务不再是城管局一家唱戏，而是由多家与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的部门一起组成一个“大城管”，共同解决城市管理难题。其成员包括建设局、园林局、市政局等。在有些较早试点的城市，比如江苏淮安，“大城管”甚至还包括了公安、民政和工商等权力机构。

　　“这就好办多了。”钟祥说，因为对于无证小商贩来说，解决问题要分为好几个步骤。“首先，如果家里确实困难，又符合有关标准，可以向民政局求助；家庭确实困难，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还可以找其他部门给条出路。比如由工商部门安排另外找个地方。”“上游和下游的问题解决了，留给城管局的压力就小多了。”

　　翟宝辉说，这一制度的初衷并不是专为流动商贩设计的，“流动商贩可能只占其业务的百分之一”。但他同时表示，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在资源充分整合的情况下，就能够为很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而在现有的体制下，城管只负责清理，不管清理的对象之前是什么状况，也不管清理之后他有没有新的谋生路径。在一个情绪密布的狭小的空间内，没有退路的双方最终只会把情绪推向极端化。

　　在钟祥当城管的前一年，2006年8月11日，流动摊贩崔英杰刺死了北京海淀监察大队的副队长李志强。当时，他认为这只是个偶然的事件，现在，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如果只是‘堵’而没有‘疏’，这样的冲突早晚会发生。”

　　2008年6月份，他也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事正往车上搬一个烤红薯的桶，对方忽然间从腰间拔出刀来，疯了似地追着他和同事砍，他们连忙放下东西，开车逃命。后来从派出所得到消息，这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家里养着两个病人，申请了几回低保都没有成功，又没有其他手艺，除了卖红薯，他没有其他的出路。

　　钟祥说，很多小贩的情况其实都和崔英杰差不多。在城管执法人员执意要砸掉他们唯一的饭碗时，就会逼出他们的“孤注一掷”来。“这跟人性不人性执法没有多大关系。在利益面前，态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同样对人性执法的效果表示怀疑。“(城管执法)这里面当然有个合理和科学的问题，但不要把它推向极端。”牛凤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