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改行

　　父亲支持我的工作选择

　　“文革”中，父亲与我的3次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时期，我们全家都被笼罩在非常压抑的沉闷空气中。父亲对我说：“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能对你们兄妹的政治前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我的心情很沉重。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直到目前，你们兄妹在事业的发展上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要准备独立奋斗了，不要再指望我还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

　　父亲和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严肃的交谈，当时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难临头。

　　父亲说：“经过这场事件，我自己对从事政治斗争已经感到灰心，今后你们还是努力做好科学技术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了。”我当时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安慰父亲，只是说我们对他并不抱怨，而且我们兄妹都会努力工作，经受考验，请他不要为我们担忧。

　　第二次谈话是1969年。那时全国局势稍见稳定，但又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父亲此时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处在闲散的位置上。由于我所在的七机部已经宣布军管，按照上级关于组织技术干部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的要求，我8月份将赴南京军区某部当学员。临别时父亲找我谈话，希望我到部队后要好好干。他说：“南京军区有许多干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过你这次去不要找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埋头苦干，努力奋斗，赢得周围同志们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广大指战员是会善待你的。只要你好好干，他们是会欢迎的。”和父亲预料的一样，我在南京炮兵部队某团当了两年学员，交了很多朋友。

　　第三次谈话是1971年8月。我经过两年劳动锻炼回到北京，还是在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领导想把我调到所政工组，这也就意味着要改行从事政治工作。我拿不定主意，专程去了一趟北戴河，当时父亲正在那里休养。

　　父亲表示这一次他将完全尊重我的想法。他说：这些年你在政治斗争中也经受了一番磨练。如果确实能够胜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4年前曾表示对政治斗争的灰心，属于一种愤懑情绪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帮助家人摆脱困境。现在他已经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估计今后不会再被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说，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做什么事情了。你只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将来总有一天能够发挥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得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当时父亲已经动过肠癌切除手术，暂时情况还不错，我们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祸得福，从此颐养天年。

　　这年11月，父亲的病情恶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术，转过年来终于不治。很短的时间，母亲也患了和父亲一样的绝症，两个月后动了大手术，两年以后也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

　　双亲在两年之内相继逝世，给我和弟妹的打击非常沉重。幸好，我们得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照，又得到来自人民群众的同情、爱护、支持、鼓励，我们没有垮下去，相反，我们鼓足了勇气，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随党和人民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