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关于事物与行为美丑、善恶、是非评判标准的基本观念。共和国60年社会大变局必然催生价值观大变革。在未来，亟待推进与市场经济互补互促的人文价值体系建设，用人文“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很显然，这是一次关于意义和理想的集体求索之旅，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引领同行，在漫漫征程撒下一路驼铃。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陈立旭教授，最近就这一话题，从市场与人文互动视角，与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探索性对话。

　　市场大变革撬动国人价值观大进步

　　陈立旭：说起60年间国人价值观念发展进步的亮点，最耀眼的莫过于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平等意识的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记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许多人迄今还有一种怀旧情结，总觉得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单纯，全社会价值认同感很强。当时涌现的一大批英雄、模范、榜样，如雷锋、焦裕禄等，共同点亮集体精神的灯塔，照耀着一代人在集体大熔炉里面去感受自身价值的存在，如鱼不离水，瓜不离秧。

　　陈立旭：然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个人利益往往被当作“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私心杂念”等的同义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公”与“私”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自强意识等不断受到了抑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把社会的整体需求、利益与个体的需求、利益对立起来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同时，肯定个体需求与利益的合理性，全社会在评价、取舍时，更注重自己的利益。

　　记者：无疑，这种利益取向背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陈立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求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内在动力机制。当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一个社会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后，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便有了制度保障的土壤。与利益意识显著强化相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也强化了人们的自主、自强和平等、公平意识，这已成为中国人主体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

　　记者：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工厂，我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计划经济将生老病死都包下来，使单位人逐渐形成了缺乏自主性的依赖意识；缺乏流动的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心理；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强化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

　　陈立旭：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的经济，市场主体是独立的、自我决策的。像下海热、跳槽、自主创业热等现象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等各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无不反映出“我的事业我做主”的新潮观念。而且，市场条件下，人人在契约关系中实行等价交换，客观上需要摆脱家长式的干预，打破过去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把人们置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人们也更加注重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这些强化了国民的自主、平等意识和公平、正义观念。

　　记者：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又给当代中国人注入哪些新鲜的价值观念呢？

　　陈立旭：工业文明哺育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惜时意识、成就意识。工业化的快节奏催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工业经济价值观念，必然动摇传统的时间文化。工业化进程还强化了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农可以观天色而知雨晴，老年人往往具有权威。而在工业社会，许多工作已不是仅仅凭直觉和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要求人们确立以能力为本位、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

　　谨防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污染源”在国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记者：陈教授，你前面侧重谈了市场经济给国人价值观念带来的可喜进步。不过，我们同样切身感受到，市场化这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似乎日趋实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存在价值失范、价值真空、价值虚无现象。

　　陈立旭：市场化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把一种实效的视点作为评价事物的尺度，人们变得更加注重实惠、务实。但是，市场的无节制扩张也会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产生冲击，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难以寻找心灵停泊的精神家园，更难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导致生存意义危机、价值虚无。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感觉主义因此容易乘虚而入。

　　记者：价值观倾斜、扭曲最厉害的莫过于对钱的过度膜拜。“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拜金主义，以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信奉的生活哲学。我听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机彩铃歌曲《我崩溃了》，让歌中男女精神崩溃的其实无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崩溃啊……”可以重物质，但不能物化。我担心，不少社会成员最终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极度物化中异化。

　　陈立旭：在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市场利益驱动机制也会对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给予系统的培植，难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义，讲奉献少讲索取多，凡事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甚至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种种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仅如此，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还会导致市场经济价值准则逾越市场活动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认识、评价和指导社会生活的通用原则，这就会遮蔽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记者：在当代人际关系中，诚信危机尤其让人头疼。企业间的三角债，违约案件,诈骗案件，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抢注别人商标，假冒别人产品，诸如此类失信无信现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机。

　　陈立旭：传统诚信观念具有浓重的特殊主义价值取向色彩，行为者根据自己与对象关系的亲疏而给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亲人、朋友、同学、邻里等熟人，而在与圈外人交往时，不信任感较强。

　　记者：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说过，在传统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陈立旭：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开始向现代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转变，不过目前仍处于信任模式转换和过渡时期。

　　记者：传统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掺杂进工具、功利理性，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其实已掩盖着利益动机。一些传销、集资等活动，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中展开，结果很多却以“杀熟”而告终。

　　陈立旭：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功利领域(市场领域)和非功利领域(非市场领域)并存的社会。在功利领域，社会应当允许人们以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相互合作。但在社会的非功利领域，则应当奉行非功利的准则，亲情、友情、爱情等仍然应当保持其纯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