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文的“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

　　记者：探索未来重建价值观之路，就不能不张扬人文精神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动作用。前面谈的话题层面主要是市场机制对价值观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市场不是万能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其实，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会功能，也能对市场经济起到塑型、纠偏、修复、导引作用，引导国人追求入乎市场之中、出乎市场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义。

　　陈立旭：确实是这样。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紧要，只有人才顽固地追问生存意义。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标志。与市场目标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养人的完整性、丰盈度，向人们展现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启迪人们追求人类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价值。

　　如果说人类文化精神最高价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场也关注这些目标、价值，更不能奢望市场机制运作能自发地帮助人类达到这些目标、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市场经济主体逐利动机可以生发出一种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规范，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生发不出利他主义这种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场道德规范侧重于对经济人自利理性的作恶倾向加以外在的钳制而缺乏人性的内在的润泽。人们一味任物欲膨胀和功利驱使，就会弱化乃至丧失认识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兴趣和能力，堕入有感官而无心灵、有物欲而无肝肠的失衡状态。

　　记者：如何谋求人文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最高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发挥，就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拒斥和抛弃，而在市场经济秩序之外，再设计一个经济社会秩序。

　　陈立旭：这种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现实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体制，我们对真善美的张扬就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价值而另起炉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再提升和再引导。比如，人文价值体系建设中，对利他主义的弘扬并不是奠基在对利己利他道德规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为人的道德境界进一步升华的中介环节，因为利己利他相对于损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进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适合于市场交换领域，但在社会的其他诸多非市场领域，奉行利己利他的准则，显然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面对落水儿童或公共场合的抢劫案、强奸案，难道可以讨价还价，获得一份报酬和奖赏后才救人于危难吗？此时更需要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精神。

　　记者：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底线失守，让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败、渎职落马的大批官员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伦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们报道了福建罗源县干部乘坐政府公车撞死撞伤群众后见死不救、围观者袖手旁观的事件，这种缺失公德的“集体冷漠症”会扩散成为社会之癌。

　　陈立旭：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准则也有及不到、不应及到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内的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应焕发出旺盛生命力！

　　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社会公共良心的使命

　　记者：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里面就这样咏叹过，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题。这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全人类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个人觉得，近些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文精神整体有些隳沉，在全民价值观体系建构中贡献不多，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关怀。在当前剧烈的社会裂变和市场洪流中，不少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困惑迷茫和价值断裂状态，并在边缘化中自我矮化为一般民众，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诉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约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论“救人”，将大众从价值迷雾、困局中拯救出来？

　　陈立旭：人文知识分子既然以弘扬人类真善美为神圣使命，就应自觉担当社会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会、批判现实应更多地从公共立场出发。尤其对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持应有的自省精神、距离意识和超越能力，才能激发起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主动干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胀，就会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难以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更无法在市场功利价值急速扩张的情势下，建构起可以安顿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园。

　　记者：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不仅终极价值目标丧失，连基本底线也频频失守。某些经济学家已经变异为特定利益集团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权贵群体的吹鼓手，沦为联手哄抬高房价、贬大众为房奴的“帮凶”。一些证券分析师也卷入几方合谋的利益漩涡，充当通过设套做局搅动股市浑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艺术领域，一部分影视导演“有奶便是娘”，蜕变为制片商呼来唤去的哈巴狗，而导演又把不少演艺新星变成自己 “潜规则”的对象。如此这般，又怎么能身体力行荣辱观，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陈立旭：可见，唤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复起独立精神，从而引领草根大众重建价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众自发点燃的道德火种应予呵护

　　记者：草根大众自发的价值建设尤其是道德行动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们更重要、更有广泛性。他们理应成为道德中国建设的主体。最近几年，一大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迸发出巨大道德热量，以星星之火点燃了道德的灯塔。王顺友、丛飞、洪战辉、谢延信、徐本禹……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唤醒了许多社会成员的良知，让高层文化人士和官员都心生敬畏。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无疑是传统文明礼仪之邦道德复兴的全民总动员。相对其他道德建设推动方而言，民间、草根身份开展的道德重建，将从根本上推动道德体系的内生性、原生态复兴。鲁迅先生90年前发表的《一件小事》，表达出文人的自省和对草根道德的赞美，迄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陈立旭：不仅文人要反省，一些党政部门也应反思。我们长期以来道德宣教中空洞说教色彩严重，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民众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顺友、洪战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动人心，恰恰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真实性，源于人性的内在美。

　　记者：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宣传和必要的政府引导、呵护，就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形成爱憎褒贬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风。

　　陈立旭：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视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大众媒体告别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平民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视和各地卫视参与式评选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带给国人心弦久违的颤动。这种媒体道德行动在多少趋于冷漠、功利的社会底色抹上了一层暖色和亮色，社会反响无疑是良好而经久的。

　　陈立旭：道德规范是一个发展的范畴。比如，志愿者与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涌现，就是时代一大发展。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升华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确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奉献我快乐”的现代伦理原则。

　　记者： 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几百万，汶川大地震废墟现场也有志愿者与灾区困难群众“扎营万帐同凉热”的动人身影。可以预见，志愿服务和公益组织NGO将成为未来引领道德复兴和创新的时代先锋。面向未来，我们应当预见，无论是道德中国复兴，还是价值世界重构，都根在民间，根在人性，根在传统，根在发展！(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