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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的希望不在保留以往衰落就死的颓败中国，而在于创造未来充满生命活力的青春中华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暂居上海。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袁斗争的最后时期，政局动荡。5月22日、29日，川督陈宦和湘督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这二人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的倒戈给已经焦头烂额、忧惧成疾的袁世凯致命一击。6月6日，袁世凯不治而亡。6月7日，因袁世凯实行帝制而辞职的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宣布8月1日前重开国会。

　　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李大钊遂于7月11日启程北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8月15日，第一份《晨钟报》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这也是李大钊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李大钊在文中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说，《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曾参与编注《李大钊文集》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朱成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因此把这份新生的报纸当作宣传青春中华主张，启迪和鼓舞青年自觉奋斗的园地。”

　　《晨钟之使命》一文是李大钊第一次正式地向社会提出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随后，他又陆续在《晨钟报》发表了10余篇短文，大多都是围绕激发青年这一主题的。

　　但李大钊阐述“青春中华”思想最早的文章，却不是《晨钟之使命》，而是另一篇完成更早并且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青春》。

　　再造青春中华

　　《青春》一文最早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但它的创作日期却在《晨钟之使命》之前，“大概是1916年3月至5月，他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说。

　　杨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青春》准确的写作日期现已无从考证，但它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反对帝制斗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2月23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暂缓登基。3月23日，正式发表取消帝制令。“因此，这篇诞生于春天的文章，既是指自然现象春天来临，也是指国家政治现象，文中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写作《青春》时，李大钊虽远在日本，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内的斗争局势。“在反袁斗争的高潮期，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信一定会胜利。”朱成甲说，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正是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乐观和信心”。

　　反袁斗争的胜利，让原本沉寂、悲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中很多人都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对于即将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国家却充满了分歧与困惑。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民国的成立也没有摆脱这种危机。因此，在近代，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曾经长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从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视自己身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语)；另一种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病根，陷于沮丧与消沉，否定中国的历史。

　　“《青春》实际上就是在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朱成甲说，李大钊在回国前还写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民彝与政治》，“它们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是《民彝与政治》侧重政治理论基础，《青春》着眼于哲学基础。因此，《青春》一文很抽象，充满了哲学思辨，并不好懂。”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

　　他一方面反对对于自己的缺点和病根自欺和掩饰，另一方面反对发现自己的缺点与病根后，消极、悲观。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为了证明中华仍然存在“青春”。李大钊从宇宙、地球、社会、历史一直谈到人生。

　　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它所具有的这种生命活力也是无始无终的。此生命活力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宇宙的无尽的“青春”。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认为地球也有无尽的青春，人类也有无尽的青春，并且引出民族有无尽的青春，国家有无尽的青春，青年有无尽的青春。也就是说，李大钊所说的“青春”实际上就是生命活力！

　　由上述逻辑出发，李大钊指出，袁世凯的旧的中华民国可以死灭，而不必保留；新的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华可以再造、再生。

　　那么，该如何再造青春中华呢？李大钊认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