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变奏

　　“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是陈述。该书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百废待兴的时代，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是民主气氛当然的缔造者。1949年11月间，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时，毛主席在招待会上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他还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不过，民主的大气候还是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4年是宪法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思想界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进行大批判的年代。风雨已在酝酿之中。

　　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里在《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一文中回忆，“1955年，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这不能不影响到政协内部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一些知识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著文与他们划清界线，或执笔投入批判；也有既不愿批判他们，又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在恐怖中沉默慎言。1953年开始的对梁漱溟的批判，在政协内部则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最终在1957年浮出了水面。根据沙里的回忆文章，在“反右”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9人之多。按二届一次会议委员总人数559人计算，占委员总数的14.13%，占非党员委员的19.31%，即五分之一。

　　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认为，“反右”是共和国开国民主氛围转折的开始。虽然制定了宪法，但是当时还缺乏依法办事的精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主党派史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历史地看，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贡献最大的时期还是在1949年之前。虽然开国时民主党派的地位确实很高，比如确立了《共同纲领》，参与了共和国各项建设与管理，甚至参与了制定国家宪法。但在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里，特别是“文革”大劫难的时代，人们甚至无法表达独立的看法，更谈不上正常的参政议政。

　　作为举足轻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仍在观察和思考，并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殷之俊撰文《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该文记述，1957年7月13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主题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到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民主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群众造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邓小平拨乱反正，民主才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总结这60年的民主进程。

　　开国的民主记忆犹在。新中国成立时，尚是青年的人们如今已生华发。共和国60岁生日前夕，业已79岁的蔡祖愉，曾换过11个区，代表过不同的区参加过选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4张选民证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该选民证始于1953年，终至200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每张选民证在样式、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全部的民主生活。蔡祖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捐献的原因，一是小辈们未必会关心，二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蔡祖愉谢绝了档案局发的奖金，而下决心捐赠后，他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

　　(本刊记者韩永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