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糠

　　“又是糠饼子”！记忆里，杨宝瑞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亲。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秋收的喜悦早已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对糠饼子的“反胃”当中。母亲把小麦壳磨成的糠，混上麸子(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再拌上杨宝瑞兄弟3人挖来的野菜，点火蒸成糠饼子，全家7口，一年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候靠这个充饥。

　　杨宝瑞当时精瘦，而肚子却因为糠饼子胀肚而浑圆。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动辄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饭之后，肚子胀得难受的杨宝瑞只好出门遛弯儿，盼望着走着走着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嗓眼儿里不住地从胃里反上来糠饼子的酸气。

　　遛弯儿的时候，杨宝瑞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十六七岁以后，渐渐懂事的他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亩薄田，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也就是能打上来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顶天了”(如今亩产10倍于往昔)。通算下来，一家7口(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来的口粮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只有7两粮，“除了吃糠咽菜，还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杨宝瑞说。

　　即使是糠饼子，也有断炊的时候。进入5月，旧粮已经吃光，新粮还没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节到来，父亲就会去找地主韩德善借上两三百斤粮食。

　　日子再苦，也总有游手好闲之人，村里设有赌场，老板正是韩德善。杨宝瑞的父亲替韩老板看场子不要钱，杨宝瑞兄弟3人则去给村里的3户地主当长工还债。

　　“我父亲和韩德善的关系不错，利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家还算过得去”。杨宝瑞回忆。有些农民则没有这般幸运，“青黄不接”时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利三分，利滚利越滚越多，只好等丰收时拿口粮抵账。通常情况是：如果你有3亩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亩半的粮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长，村里还真有两户人家因为好赌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彻底沦为雇农。这些事，杨宝瑞都是听父亲等老人讲起，说还有更惨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好把女儿给地主卖做童养媳，地主付账的方式是3亩薄田，“等于告诉女孩子，你父母有饭吃了，甭惦着了”！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说。

　　进入1945年，撑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18岁的杨宝瑞已经成年，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谋变

　　在第二年，大批共产党干部进入杨宝瑞的家乡，不安分的杨宝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装，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轮手枪。父亲很是担心，劝他老老实实务农，杨宝瑞不肯回头，说“你就当家里没有我”。

　　在1946年底，共产党曾经一度控制了杨宝瑞的家乡礼贤镇，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土改随之拉开序幕。杨宝瑞毕竟年轻，甚至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反复拉锯也已拉开序幕：国民党重回礼贤之时，往往又伴随着地主和富农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粮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的8个年轻人，也被“下了枪”。

　　共产党地下武装领导人、一位姓冯的书记秘密把杨宝瑞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勉励大伙儿别泄气，“将来还要用你们”！杨宝瑞没有想到，用得着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土改，自己则成了村里青年队的队长。

　　此时已经是195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3月有余。5个身着军装的干部进入黎明村时，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儿，这就是土改工作队。

　　动员工作拉开了序幕。对于这一轮土改，中老年村民积极性并不高。一来，他们的消息闭塞，担心国民党去而复来；二来，上了年纪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对分别人的地、拿别人的东西并不认同——甚至土改之后，韩德善等地主的家门口，还时常放着收割后的棒子——一些农民认为，这些地还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割了而已。

　　但年轻人不信邪，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快，杨宝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队选中了韩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开始在数九寒冬里每日上课，听众是自带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课内容则是《土地改革法大纲》。

　　这是杨宝瑞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年代久远，他却还记得授课的大概内容：(我看毛选、薄一波回忆录等书，中间不动两头平中间一直没有逗号)中间不动两头平(不动中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那时候的村民普遍不识字，所以院子里也没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队口传身教，一教就是一个月。反复讲解的难点是阶级的划分。雇农和贫农好理解，可中农、上中农和富农的界限在哪里？富农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牵扯到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队的5名军队干部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杨宝瑞还记得，土改工作队告诉青年队的成员们：富农的出租地，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