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

　　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层也正在为此展开争论。从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5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则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因为有出租即有剥削)。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普遍持有这两种意见。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都是要保留富农经济的。”

　　但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为富农出租土地的争论作了注脚：“在两年前(指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战争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于地主、国民党一边，而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这说明，对待富农出租土地的态度和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195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黎明村土改，因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农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杨宝瑞领导的青年队一家一户地核查土地，与农会领导成员、土改工作队的军队干部反复磋商，最终贴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颇有些现代的行政决议与复议味道，因为“第一次张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反复告诫青年队，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这一条在黎明村的杨宝瑞们身上被执行得很彻底。村里的3户地主和其他富农，“并没有什么抵抗”。杨宝瑞说。

　　村里一位叫做刘瑞山的老人回忆，其实，一些富农在土改开展之前，已经把部分土地转手，一些富农也变为“自给自足的中农”。无形之中为土改减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这一轮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结束。杨宝瑞全家多出了6亩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杨宝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着小调，“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大伙儿都有小调哼着”。

　　土地改革两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

　　杨宝瑞至今还记得1952年的春节，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组织高跷队、亲自上去踩、几乎闪了腰的往事，“真是从心底里乐开了花”。

　　即使是30年后同样引起生产力大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杨宝瑞那种归属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为它完全为我所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杨宝瑞再也没有找到土改之初从土地上得到的强烈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