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启动

　　民企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8月10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省国资委党委、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在全省实施“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的意见》。

　　由于培养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是“子承父业”的民企“富二代”，争议也随之产生。有人认为，对富二代的教育还是应该立足于家庭和社会，对于引导富二代的走向，这种由官方的出面是否合适？

　　在社会上，正如茅理翔一样，已经有许多民间机构从事这项培训工作，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培训看做商业上的进修。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出生于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富爸爸们对二代知识教育的投入无一例外地慷慨，绝大部分的富二代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经营管理方面的技巧培训，富爸爸们有多种途径。

　　然而，胡斌们的飙车，重庆少爷们的飙车非关商业技巧，舆论将焦点放在道德的层面，这一群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底线？毕竟，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负有社会责任。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做人。富二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前，江苏省的民营经济支撑起江苏经济半边天，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51.3%。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正好处于交接班的历史轮回之中。富二代的素质教育问题尤为突出。

　　在回应媒体的采访中，江苏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培训更重要的内容是学做人，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培训中的导师带徒弟制度，导师吴仁宝是今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的候选人之一，通过言传身教，老人敬业奉献的道德风范也将会对徒弟产生深远的影响。

　　更深的层次在于，富二代的做人成功与否，与未来民营经济的命运荣衰与共。该负责人表示，能否有个高素质、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不仅事关企业自身兴衰，也与全省经济发展、百姓就业息息相关。

　　“的确，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层面来思考。”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肖开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8月中旬，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举行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三届一次理事会，研究会将“富二代”的培养和教育、引导问题列为前沿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

　　肖开宁表示，江苏的这种破题是具有战略实践意义的样本，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官方培训也是国家重视民营经济的一种信号。有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层群体，才能保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早在2006年，对新社会阶层，中央明确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20字工作方针，其目的是要保障非公经济的“两个健康”。不论财富要经历多少次交接，在国家的层面上，非公经济的“两个健康”是永恒的主题。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江苏的做法。事实还在于，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各地党委、政府乃至中央已开始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展各种培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富二代的培训自然顺理成章。“我认为这种做法会成为一种趋势。”肖开宁表示。

　　作为富爸爸的肖开宁自身是中共党员，在他的企业里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肖开宁强调，第一代企业家经过艰苦创业，成功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肖开宁对党充满了感情，“我希望孩子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做一个有政治方向，有事业抱负的人来传承家业。”

　　当记者问肖开宁是否要求孩子加入中共，肖开宁笑了起来，“我可以影响他，但他的政治信仰他做主。”来自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份对江苏省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在这350家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中，有85.4%的人有参加党组织培养的意愿。例如，沙钢集团掌门人沈文荣之子沈彬大学时就已经入党，波司登高德康的儿子高晓东今年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天需要怎样的民企接班人

　　纵观在改革开放30年中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全国各地方民营经济发育的时间、程度不同，对于企业接班人的问题存在区域性的差异。比如肖开宁所在的广西，富二代的问题基本还没开题；而湖北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告诉记者，湖北民营企业的接班或预接班现象还只是很少数；江苏的破题无疑与其民营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正如人的生命有周期，企业的生命也有周期，只不过企业的生命周期与人不同，时间的推移并不决定企业的盛衰。站在全球的视角，我们常看到一些百年企业活力四射，也看到一些企业未老先衰。问题的关键是接班人是否有能力发展企业。

　　今天，江苏、浙江的富二代成长起来了；明天，可能湖北的富二代成长起来；后天，可能贵州的富二代成长起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当下或不太遥远的未来，“富二代”的培养和教育、引导问题现在似乎很前沿，但明天将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富二代的成长，不但是我们第一代企业家辛辛苦苦创下的企业是否有人接班的问题，更是中国民族工业是否能持续振兴的大问题。如果有些富二代不能好好成长，走向社会的反面，由于他们口袋里有钱，加上特殊的身份，万一出了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日前，茅理翔在网文《富二代，烦什么》中如是说。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富二代？

　　回头看看他们的父辈。

　　全国政协委员茅永红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在7月11日至16日举行的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理论研讨班上，茅永红向记者简洁地解释了一下自己对“优秀建设者”含义理解。

　　“既然是优秀的建设者，就应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与国家的发展保持一致，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上。特别是我们把企业搞好，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

　　新的社会阶层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肩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责任，就是富二代的历史使命。(吴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