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这个职位还没坐热，下面情况还没摸清，又得交流到其他地方，无法真正安心做点事。”日前，本刊记者一位在南方某县干部交流任期将满的朋友，显得困惑和无奈。

　　据介绍，我国干部交流制度，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调任、轮换、转任、挂职等形式，对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交流。

　　“实施干部交流制度的初衷，除培养、锻炼干部外，还在于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用人失误、考察失真、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却了解到，近年来，干部交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不该有的一些负面效应，其“派生”的某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交流力度在不断加强

　　中央1990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1994年，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干部交流的重要性，并从多个层面完善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2002年7月9日，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实行领导干部回避交流制度，其中对任职回避分为事务回避、亲属回避和地区回避等三种，其中以地区回避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2006年8月6日，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方面又作了细化和完善，而其中的“交流、回避”，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已成为第十一章的条文内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目前，干部交流制度主要是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之间以及沿海与内地、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本刊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在以往各地干部交流中，实施对象基本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有统计资料显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交流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超过100名。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交流各级领导干部139.4万人，其中地厅级0.9万人，县处级13.5万人。

　　近来，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力度还在不断加大。比如重庆市级机关启动千名处级公务员轮岗交流；浙江省嘉兴在市、县两级机关大规模“换岗”，开展了中层干部跨部门竞岗交流；湖南省株洲县启动“一般干部大交流”，等等。

　　“大规模干部交流，还可让干部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加强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同时也有利于让干部不脱离群众，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便利沟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分析认为。

　　交流任职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对地方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县级领导，在一个地方交流任职年限大多为3年至5年，他们今后的去向与其政绩紧密关联，而其政绩的评价标准，又直接掌握在对其有任命权的上级领导和党委手里。

　　多位受访者认为，这种“向上负责”的利益取向，容易导致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极少考虑地方或部门的远景发展规划和群众的长远利益；而立竿见影的政绩、短、平、快的项目相对受到青睐。

　　“如果不在交流任职的地方深入地对该地进行调查研究，是绝不可能胜任主要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些领导干部‘乱放炮’、瞎指挥的现象很普遍，以至造成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与干部交流制度存在的弊端不无关系。”

　　受访者还反映，尽管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干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裙带关系网的形成，但有些干部利用交流的机会拉帮结派，为自己以后的升迁编织良好的官场关系，反而使官官相护的局面更为普及。

　　“这些干部异地任职，由于来路不明，社会关系不透明，当地群众和干部对其不敢监督，也无法监督，无形中也加大了干部腐败的机会。”北京大兴区的年轻公务员小王这样告诉记者。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干部借调整之机，通过暗箱操作，使一些亲属、亲信、朋友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不动声色地安插到如意的地方或职位上，为自己将来发展布局人际资源网络。

　　“领导干部交流是一个集体大动作，既有平级调动，也有明升暗降含义的区域性调动，个中微妙鲜为人知。”尹韵公研究员认为，“为了避免被交流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和职位，有些领导干部将有调整权力者视作供奉对象，交流之前加强‘联系’，催生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市场。”

　　从以往报道来看，不乏此类大案。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河南省原漯河市委书记刘炳旺卖官案，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卖官案，陕西省商洛市原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卖官案，等等，这些权钱交易不少是以“干部交流”方式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