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背后的中国社会变局

　　编者按：人民论坛1月下期刊出的《回望2009，你“焦虑”过吗》的专题文章，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然而“焦虑”并不是2009年的产物，对其的分析也不能仅仅停留于近几年，应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去审视。如果用“青春期”来指称古老的中华，显然不合适。但是，用来指称跨进现代化大门仅仅百年的中国，也算是应题对景：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童年的无助与少年的动荡之后，她焕发了另一种青春，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然而在有无限希望的同时，它也进入了一个多重焦虑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焦虑与之前有何不同？她的出现又折射了怎样的社会发展进程？历经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我们会不会进入发展更为快速的阶段？

　　中国的“青春期烦恼”

　　民主焦虑、泡沫焦虑和信任焦虑，恰好是集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资本向市场资本转型、体制文化生产向全民文化生产转型的结果。分析和面对这些焦虑，乃是为了认清这些焦虑背后中国社会发生转变的特殊进程。只有通过分析这个进程，才能让我们去除问题，求得新的发展

　　在19世纪上半叶被强行挟裹和拖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过程也是波谲云诡。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到再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清末新政；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界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他们或以激烈的方式对抗西方，或以谦卑的态度学习西方，而再不见“天朝上国”平和从容的心态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从未曾与世界如此接近过，经济的腾飞，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旧的秩序正被打破，新的规则亟待建立，由此带来的青春期多重焦虑开始蔓延。

　　地方集权主义化的民主焦虑

　　百年以来，在反殖民、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中，将各种权力汇集于执政党的策略行之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崭新的历史时代；而建国以来，这种“集权主义”的体制，更是显示了各类重大危机时刻国家制衡的关键性作用。这使得进入21世纪以后，集权主义体制仍旧具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生存基础。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了优化经济环境，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消散，然而各地仿照中央集权模式，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地方集权体制。这使得地方—中央的权力对立格局被地方—公民的对立格局所替代。于是，地方集权的合法性问题不容置疑，但是，其合理性问题却经常被公民拷问。各地的法规与政策、部门不同利益协调形成的社会资源垄断，种种问题浮出水面，形成了目前中国地方集权主义和被宪法赋予相应公民权的群体利益之间的不协调现象。

　　一方面，作为地方百姓，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吁求自身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寻求更多的公民社会应有的权益——如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等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部门，不能完全转型为公民社会的行政服务部门，还要执行传统国家管理的威权逻辑，并通过房地产、大型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配权，获得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目前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焦虑就是“国强民弱”——害怕大量大型资本被国家控制，让公民不仅不具有国家资本管理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国家资本所左右，甚至会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资本的窘境。当国家资本以地方集权作为其利益代言人的时候，公民群体的相对贫穷现象就发生了。这就为中国的青春焦虑症创造了体制基础。

　　大型资本政治化的泡沫焦虑

　　在经济领域，大型资本只有紧紧和地方集权体制紧密结合，才能有效降低风险，趋利避害，并迅速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大型资本获得利润的最简洁方式，并不是直接从事产业开发或者从事商品营销，反而是通过各种权力途径，进行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大型资本通过“闪现”的方式，套取更多的资本，并直接将这些新资本转化为利润，这正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典型经济行为。不难看出，与其说这种资本行为造就了泡沫经济，毋宁说，资本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泡沫。而浸泡在泡沫里面的，正是集权地方政府体制：大型资本政治化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购买低价的权力支持获得可以高价出售的生活资源。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行贿官员个人达到谋取利润的目的。

　　于是，泡沫化的资本运作行为造就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性焦虑，就是个别大型资本通过寻求政治支持获得利益最大化，从而最终变成了一种资本自身的升值行为。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由大型资本泡沫化带来的公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缩水与风险加大。即使不断加薪，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经济行为能力仍旧不断下滑。一方面，大型资本的政治化，造就了社会产业资金链条的脆弱，生活奢侈品逐渐蜕化为日用品，人们购买汽车、音响的能力在加强；另一方面，大型资本使得原本是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基础生活用品资源变成博取高额利润的有限资源——土地、医疗、教育与交通，摇身一变成为多数公民“感觉买不起”的必需品。

　　意识形态空壳化的信任焦虑

　　在文化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没有能力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以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形成对这种红色文化的抵抗。

　　“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已经不仅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图景出现了：一方面，国家控制的文化生产资源可以不断地诞生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神话”，诸如大阅兵、奥运会、抗震救灾宣传、世博会等等，另一方面，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中的公民，却不得不转身之间就要面对各种经济利益和生活权益的琐碎纠缠。人们会被国家主义神话景观所震撼和感染，却并不信赖地方公安部门对一个刺死官员的女服务员的调查。显然，在中国目前宏大的文化生产系统中，原本充满魅力的激情主义政治文化形式，并没有完全获得认同。文化生产的失效，造就了社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并凝聚为青春期中国的“信任焦虑”。

　　在这里，市侩主义威胁着人们的各种道德信念。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漫长的20世纪”——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面，最为可贵的精神就是那一代人为了谋求公正、平等而献身的理想主义政治激情。这是乌托邦政治最为可贵的品性。而对这种品性的鄙视，则造就了当前空壳化的国家叙事。

　　青春期中国的多重焦虑症

　　显然，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恰是因为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彻底的调整、转型和提升。也就是说，民主焦虑、泡沫焦虑和信任焦虑，恰好是集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资本向市场资本转型、体制文化生产向全民文化生产转型的结果。分析和面对这些焦虑，乃是为了认清这些焦虑背后中国社会发生转变的特殊进程。只有通过分析这个进程，才能让我们去除问题，求得新的发展。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多重焦虑，说白了则是大型资本政治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大型资本的政治化，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化，彰显集权主义的自私和冷漠，另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意识的市侩主义倾向，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和对抗意识。所以，治疗中国青春期的多重焦虑症，简而言之，则是创立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政治民主管理体制。以社会民主形式管理大型资本，应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紧要问题。(周志强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