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中面临某种明显不合理、但凭一己之力又根本无法改变的现实时，一方面批评这种现实，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的行动中努力适应现实以争取一种相对较好的生活处境，乃是一种并不鲜见的常态反应

　　2010年1月，国家公务员考试分数线终于划定，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蜂拥报考公务员的现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一拨拨对于公务员报考的“批评热”还将会成为发泄社会情绪的靶子。然而可以看到，诸多的批评者中有一部分恰恰就是那些千方百计想挤进公务员队伍的人，社会心理的复杂与焦虑可想而知。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公务员报考的这样一种看似自相矛盾、近乎人格分裂的现象？而近期出现的种种类似事件，真的体现了我国社会心理中一种“青春期”般的焦虑不安，或者说不成熟、不稳定、非理性吗？

　　焦虑的中国真的“人格分裂”了吗？

　　以“公务员批判现象”为例，笔者认为，这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上乃是对存在于我国社会之同一种不合理现实的两种合理的、或者说理性的反应。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就是：公务员队伍所在的政府部门以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掌控或者说垄断了过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有形无形的资源。

　　作为人类行动的一种心智能力，理性意味着人能够立足于既定的现实约束条件，选择适当有效的行为方式，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出发的目标不同，理性选择的行为反应也必然不同。当人们从自身现实生活的需求出发，目的是想尽量争取一个比较好的、优越的现实生活条件和处境时，掌控或者说垄断着大量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有形无形的资源，从而能给公务员带来相对丰厚的报酬的政府部门，无疑对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成为择业的热门对象。无须讳言，尽管公务员队伍内部可能分化很大，在岗公务员们也可能各有苦衷，但是，总体而言，无论从实际收入、福利待遇而言，还是从就业的稳定性、社会地位等等来看，公务员在我国的职业序列中无疑是非常靠前的；而其付出/获得之比，则更是令人艳羡：作为世俗社会的芸芸众生，谁不想生活优裕一些，工作舒适一些呢？也正因此，两年前，当一家报纸为公务员考试热而采访我时，尽管我明知采访者的立意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但我坚持认为，对于参加考试的那些个体而言，其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且我相信，只要政府部门对于各类资源的掌控垄断依旧如故，只要公务员之实际待遇、收益的优越性依旧如故，则千军万马竞相争当公务员的现象也就不会改变。

　　不过，另一方面，即使是俗世中的芸芸众生，其所思所想也总有脱离、超越于对一己之现实生活的实际考虑的时候。当人们从社会公平正义、健康发展的价值立场出发，来审视、评判政府部门对于各种资源的掌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公务员的待遇收益时，那些曾经是吸引他努力挤进公务员队伍的同样的因素，则又成了他批评乃至谴责的对象。我们不能说，至少是不能一概说，这些批评谴责是非理性的情绪宣泄。

　　实际上，当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中面临某种明显不合理、但凭一己之力又根本无法改变的现实时，一方面批评这种现实，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的行动中努力适应现实以争取一种相对较好的生活处境，乃是一种并不鲜见的常态反应。

　　缓解社会性焦虑政府该有何作为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当今社会对公务员的批评责难中不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不存在因挤不进公务员队伍而生的怨恨、愤懑、牢骚。但是，笔者一向认为，当面对一种不甚合理的现实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分析、批评并探讨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本身，而不是某些社会成员对这种现实的反应。

　　就此处讨论的话题而言，首先应该、并且也是更值得反思的，是政府部门以各种不同方式对各种资源的过度掌控和占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公务员体制，并进而探讨如何以民主法治的方式来限制、约束这种掌控和占有，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延伸开去，就是政府要确立共享社会成果的基本理念。如果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社会能够给其应有的回报，他就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但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理念还远没在行动中贯彻到位，只重视地方GDP的增长、盯着的是职位升迁，没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另一个缓解社会焦虑的手段是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鼓励各级政府、不同群体和个人树立规则意识。目前的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了，政出多门，相互冲突，各自制定各自的规则，导致整个规则系统的混乱。另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这和规则的执行者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多信奉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哪个规则能带来好处，就支持；反之则抛弃、躲避，甚至肆意践踏规则。

　　而由“民主法治”，笔者不由又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在那场“文化热”中曾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之所以还不能实行民主法治，是因为国民素质太差，而国民素质之所以差，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行。由此上演了一场“大侠鞭黎民”、“荆轲刺孔丘”的戏剧。而如果在对所谓的“公务员热”和对公务员“批评热”的讨论中，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热切地希望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普通芸芸众生，那么，在我看来，这和上述那种论调的逻辑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笔者认为，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

　　青春期中国典型症状剖析(延伸阅读)

　　正在逐渐形成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但又极不成型和稳定。从随地乱扔垃圾到脏毒食品的生产、从生意场上的欺诈到高考招生的黑幕、从学术抄袭成风到官僚滥用权力。不少人崇尚“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例外，都可以有变通”等信条。在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各种正常的规则被践踏、被破坏，甚至被颠覆，出现了大量“潜规则”乃至“无规则”的现象。

　　情绪化的反叛心理。周森锋29岁当选市长，这一事件在社会引起一片惊呼声，尤其在网络上，许多人质疑其当选与家庭背景大有关联。一些网民在没有弄清楚问题的实质就开始质疑，这体现出极大的非理性。这和许多新闻事件发生后，许多网民非理性的质疑和谩骂一脉相承，一些网民只要看到与自己理念不相吻合的事物，就情绪化地跳起来，不是站在现实背景下理性分析，而是极尽情绪表达之能事。这些无理性的质疑对社会没有多少建设性，只会让社会充满无理性情绪，让不健康的氛围四处弥漫，很可能将社会引入歧途。

　　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不管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民主制度适合不适合，在一些人眼里那就是先进、现代的代名词。

　　较少经受民主法治观念熏陶和公民社会实践洗礼。经过长期不懈的启蒙，眼下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迅速地苏醒，他们对民主、法治的要求也不断高涨。但毋庸讳言，他们中的一部分对于成熟的民主、法治的形成路径及运作机制仍然陌生，存在大量简单化甚至全然相反的念头。王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