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家族红与黑：不同路径造 就不同人生

　　不同的路径造就不同的人生。新富家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些遵 纪守法，步步积累财富，逐渐受到认同；有些投机取巧，甚至违法乱纪，虽然财富迅速隆起，但最 终还是难免东窗事发，身陷囹圄。

　　被人称道的新富家族

　　希望集团刘氏家族

　　改革开放初期,陈育新(刘永美)、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以常人难有的勇气脱下“公服”，当起了专业户。他们从农村最常见的养殖业入手，以科学技术为依托，完成了从养殖行业到饲料行业的转变，并在饲料行业打出一片天地。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从当初的四川新津县新良种场到今天的希望集团，他们已成为拥有近百家企业，年销售收入80多亿元的“中国饲料大王”，成为中国新兴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

　　1982年，刘氏兄弟四人卖掉手表、自行车，一共凑齐发家资本1000元，成为农村改革后第一批养殖专业户。1992年对刘氏兄弟来说意义重大。刘氏兄弟的产业出现第一次分化：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四刘永好跟随二哥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建饲料场。刘永好个人财富已达到290亿，近年来在“胡润百富榜”一直名列前茅。

　　比亚迪王传福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从26岁的国家级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到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王传福，这位年仅37岁的商界奇才用自己的智慧、精练和汗水书写了青年创业的神话。1987年王传福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95年辞职，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比亚迪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2009年，他以350亿元个人财富名列“胡润百富榜”首位。

　　泛海集团卢志强

　　1985年，而立之年的卢志强下海创办第一家公司：山东泛海集团公司。从事教育和培训行业。随后，国家开始推行住房改革，卢志强将业务转向了建筑和房屋开发，在北京注册中国泛海控股有限公司。1994年，国家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数十位民营企业家为此率先提出“光彩事业”。卢志强也看到光彩事业的价值，在北京成立光彩事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光彩事业的推动下，公司实力迅速增长，开始出击房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卢志强以财富300亿元成为新科北京首富。

　　新华都实业陈发树

　　陈发树，新华都实业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儿时的陈发树家境贫寒，甚至小学都未能够读完，但就是这样一位可能当时还无法写出自己名字的人，缔造了如今的商业神话。从卖杂货起家，到现在进行黄金开发，参股旅游，陈发树的生意越做越大，但行事甚为低调。真正让陈发树走入公众视线的，是2003年底福建紫金矿业H股在香港高调上市。他是最大的自然人股东，一夜间身价遽增14亿港币。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陈发树以218.5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位列11位，为福建省首富。

　　投机取巧者往往难以长久

　　国美电器黄光裕

　　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三度问鼎中国大陆首富。从2000年开始，在全国疯狂扩张的同时，国美集团借壳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实现国美电器上市，黄光裕财富爆发式增长，以105亿元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中国内地首富，时年35岁。

　　但现在看来，在他财富进阶的每一步都涉嫌权钱交易，非法操作：涉嫌违规骗贷、并购中涉嫌行贿商务部、涉嫌套现洗钱、在内地股市涉嫌坐庄，等等。2008年10月，“胡润百富榜”公布，黄光裕再次荣登内地首富，这次的身家是430亿元。一个月后，他被警方控制，失去人身自由，并牵出惊心动魄的利益链条，引发政商两界的巨大震动。

　　农凯集团周正毅

　　早年周正毅曾经开过点心店、服装店、KTV歌厅，甚至摆过小摊卖馄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去日本和美国淘金，虽然在那里没赚到多少钱，却学到了如何做生意的本领。回到上海后，他在股市里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旗下有4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在香港，两家在上海。经营项目包括农业、房地产、高速公路、贸易以及金融。2002年，他的农凯集团销售收入达5.40亿美元，纳税0.12亿美元，有4000名员工。2003年9月5日，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德隆实业唐万新

　　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他领导的德隆从一家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德隆涉足行业之多令人称奇，从番茄酱、水泥到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再到种子、矿业、零售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控制的金融公司同样令人感叹，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几乎一一囊括。2004年12月17日，作为21世纪初一直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核心人物，唐万新因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

　　格林柯尔顾雏军

　　曾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并在其后以其自诩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新技术闻名于业界。1997年，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得资金7000万美元。导致顾雏军美梦破灭的是，2001年以来，其团队将科龙当成“提款机”，以科龙系列公司和格林柯尔系列公司作为平台，频繁转移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本需求。2005年7月底，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顾雏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新富家族的生存逻辑

　　人情、裙带规则严重偏私化，往往会破坏理性的制度规则，如果是向政府官员寻求资源，就可能会出现很多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储小平

　　一般而言，华人发展事业先是通过家族网络，再通过泛家族哥们网络，再把交往相对长期和重要的人物通过“拉、钻、套、联、袭、认”等方式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这种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事业拓展方面作用显得特别的重要，但这种关系存在一个明显的隐忧：人情、裙带规则严重偏私化，往往会破坏理性的制度规则，如果是向政府官员寻求资源，就可能会出现很多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关系运作制约新富家族发展

　　改革前的计划集权体制，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完全由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掌控，全社会几乎“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结果表明，这种体制初期虽有一定成效，但稍久就弊端丛生，不突破，中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改革初计划集权体制是慢慢开始松动的，有部分归政府或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可以由市场价格调节和配置，谁能拿到计划价格外的资源，谁就能发大财。那么谁能够拿到计划外的资源呢？自然是有头有脸、有门有路者捷足先登。随后，关系运作愈演愈烈。

　　我们调研发现，在家族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新富家族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家族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相当多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也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新富家族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新富家族，并且更能存活下来，甚至发达起来。这足以表明，人脉关系规则在中国当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何做到相互报酬递增

　　我国30年的改革发展和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官商关系有着双重制度变迁的路径：

　　一是相互报酬递减。如果家族企业向某些政府官员行贿寻租，少数政府官员向对方提供偏私性的资源供给(设租)或对其竞争对手、交易市场实行偏私化管制，于是，寻租的企业和设租的少数政府部门的官员得到受益。但政府自身的总收益降低或难以增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陷入相互报酬递减的陷阱。这正是吴敬琏先生屡次提出要警惕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也是亟需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相互报酬递增。如果政府越来越明确定位于服务者和规范规制的角色，那么企业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将自己的群体意见传递给政府，促进政府的服务与规制不断优化，那么企业就会在越来越公正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而政府的收益也会加快增速，于是政企双方互动的结果将是相互报酬递增。

　　在我国30多年改革进程中，这两种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现实中交织地演变着，而各个地区的情形也有差异，有的地区政企关系逐步进入良性互动轨道，结果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明显，有的地区政企关系长期处于不良互动状态，结果社会经济发展不尽人意。(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