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三甲医院还干净”

　　临行之前，黄小山在新申请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临行喝大家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阿苏卫垃圾臭，乡亲们要把门窗关紧喽。……”这篇恶搞版的《红灯记》选段隐隐暴露了他的担心。

　　黄小山担心“乡亲们”会认为他被“招安”了。“你知道我这几天活得多累么，”黄小山说，“我和他们(其他团员)的关系很微妙，客客气气的，他们对我有点儿信任，又不能完全信任，有些事我得等他们睡了之后才能做。”

　　黄小山偷偷溜出去过两次，一次去见央视的记者，一次见两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

　　“我托朋友找到了东京的两位固体垃圾处理方面的教授，问我接下来的几天该注意看什么、问什么。”他说。

　　“第一天我们去了垃圾中转站，”黄小山说，“咱们印象中，这类建筑恨不得200米就能闻见味，但日本的中转站不是，看起来跟北京的国贸差不多。”

　　“我非常严肃地说一句，那里窗明几净、灯火辉煌，绝对比北京的三甲医院还要干净，我张着嘴进去的，张着嘴出来的。”黄小山说，“日本人把我们拦住换拖鞋才让进。后来参观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换了多次拖鞋。”

　　同去的市管委工作人员张红樱在自己博文《日本垃圾处理八大怪》里则提到了另一种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服务式的沟通：“游泳馆傍着厂盖”和“二手家具抢着买”。

　　日本的垃圾处理中心不仅用焚烧垃圾的热量给周围居民提供恒温游泳池水，还修复清洗很多丢弃的旧家具，以极低的价格售卖给周围的家庭主妇。

　　在国内，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山研究了很久垃圾处理方面的文献，在日本参观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发问，却经常问出令日本人“瞪大瞳孔”的问题。“好专业，好专业。”日本人喃喃地说。

　　王维平也对黄小山的进步刮目相看，他甚至开玩笑说：“你来考我的博士吧，我说认真的！”

　　那两天黄小山的生活几乎是连轴转，白天考察回来，晚上写博客。同为考察团成员的《人民日报》记者孙秀艳这样写道：“已经是深夜里，‘驴屎蛋’的手机还不停地响起，国内的媒体还在催着他要素材。”

　　“我们不能走日本走过的弯路，如果不立法、不分类，就坚决不能进行垃圾焚烧。日本人会把垃圾分成很多类，每类垃圾都由专门的垃圾车运送，车上会写着可燃类、厨余类……而北京的很多小区，放了四个垃圾桶，标注着分类，有认真的人想要分开丢垃圾，垃圾车开过来，也是哗啦一下，把四个桶倒在了一起。”黄小山说。

　　在30年前，日本也没有垃圾分类概念，垃圾都是混烧，结果成了二恶英排放大国。后来日本意识到这种焚烧方式的危害，才大规模实行垃圾分类。

　　“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黄小山说，“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前端的处理、分类做好了，后面即使实行垃圾焚烧，大家也不会这么担心了，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黄小山说。

　　“和平解放阿苏卫”

　　黄小山回到北京之后，奥北居民们决定好好为他接风，王维平被当作贵客邀请参加，尽管大家可能仍有观点分歧，但王维平已经被奥北人视为朋友。

　　“你们谁去年骂过我啊？”酒过三巡，王维平笑着对奥北的居民们说。

　　佰扶勤有点不好意思：“我可能说过您王焚烧，给您起外号不好，但是我没说过您‘王自焚’。”

　　“那时大家都很激动，对不起王老师了。”大家向王维平敬酒。

　　市管委决定在“两会”过后拿出考察团的考察报告。黄小山则准备去一趟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看看国内的垃圾焚烧设备情况如何。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两个已经建成的项目，遗憾的是，这两个单位都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和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并不欢迎周围居民参观，高安屯运转了一年多，仍然处在“试运行”阶段。农忙时期，高安屯甚至会因为拉闸限电，无法开工。

　　没有分类的垃圾难以焚烧：北京的垃圾厨余垃圾很多，水分高，这些垃圾很难燃烧，为此曾经出现过“全市优质垃圾支援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情况，别区的优质垃圾送去给高安屯烧，高安屯把不适合焚烧的垃圾送给其他区的填埋场填埋。

　　对垃圾焚烧炉来说，一旦停电或者垃圾供应不上，停炉和重新启动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大量二恶英。

　　“请政府先把李坑、高安屯这样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变成垃圾焚烧的‘样板间’，以便让居民安心，”黄小山说。

　　“也许最后阿苏卫还是会选择焚烧的处理方式，”黄小山说，“但是我们已经发出了声音。希望市管委能够把我们看到的一切汇报给郭金龙市长、黄卫副市长，让他们听取市民的声音。”

　　佰扶勤说：“我相信民众和政府坐下来交流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日本归来后，知名度暴增的黄小山接到了广东番禺民意代表“阿加西”(网名)的邀请，希望他也能过去帮助达成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沟通。黄小山兴奋地来邀请王维平，如果“解放”阿苏卫的同时，能够把番禺也顺便“和平解放”了，那真是善功一件。

　　王维平认真地劝这位比他年轻13岁的朋友：“驴屎蛋，这件事要番禺人自己解决，因为你我都不是当地居民，无法代表他们。我只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们更不可能代表当地政府，他们必须找到更合适的中间人，来沟通他们和他们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