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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袋垃圾搅动的公共生活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而围绕垃圾处理，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

　　本刊记者/王婧

　　贺蓉欣把手一扬，一袋垃圾划出一道弧线，“啪”地一声，稳稳地落进小区内那个大大的垃圾桶。她甚至不用停下脚步，就继续匆匆地赶去上班。

　　这是她每天的习惯，早上出门上班时，都会随手把家里前一天的垃圾带下楼扔掉。有时是一个垃圾袋，有时是两袋，甚至三袋。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

　　垃圾增长与GDP一样快

　　这是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的展览路小区，1998年兴建的6层楼房已经略显陈旧。贺蓉欣丢出的那一袋垃圾，很快被别的垃圾淹没，沉到了垃圾桶的底部。随后，环卫工人到来，把这桶垃圾装上垃圾车。

　　这天她扔出的是空可乐瓶、旧皮鞋、头天吃剩的大白菜，还有一个礼品包装盒。它们与这座城市近1800万常住人口丢出的其他垃圾加在一起，将共同打造出“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的惊人数字。

　　这些垃圾日益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在自由摄影者王久良精心制作的“北京垃圾地图”上，400多个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被标成黄色，这些鲜亮的黄色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像巨大的包围圈，紧紧箍着这座城市。

　　“垃圾围城”，这是王久良给这个仍在继续更新的“北京垃圾地图”项目的命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像贺蓉欣这样的外来者怀抱梦想来到北京，城市便像大饼一样逐渐摊开，直至逼近那些垃圾场。1990年北京一年的垃圾总量还不到200万吨。那时，城市规划者们非常清楚，对于垃圾填埋场这类公共设施，一定要远离居民区，远离城市中心。

　　然而城市扩张速度之快似乎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称，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将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已经提前十年突破规划，随之而来的是，北京的年垃圾总量猛增至672万吨——这些垃圾足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

　　在这个飞速城市化的国度，垃圾不仅仅包围北京，也在包围全国各大中小城市。2007年，中国655个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几乎与GDP增速比肩。消化这些垃圾，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焚烧突围？

　　接下来，贺蓉欣的这袋垃圾将被运往15公里外的大屯垃圾转运站。那双旧皮鞋和白菜叶与其他垃圾一起被倒入一个送料系统。大约10多分钟之后，它们就被压缩成了“垃圾块”，再被送入另一个转运车中。这个目前国内日处理垃圾量最大的转运站，每天可以处理垃圾1800吨。

　　北京市目前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

　　更多的地方没有垃圾转运站。在郊区，经常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好几个零星的垃圾堆，也许就逐渐成了附近居民固定的“垃圾场”。

　　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这种“减量快”的方法，早在50年前，就已经被人多地少的日本率先使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一哄而起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随后，是德国和美国。

　　但在中国，目前最常用的是垃圾填埋法，这是一种简易、随意、低廉、省工的方法，因无须太高的技术含量而极易被采纳。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过去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然而在土地越来越稀缺的大城市里，要找到这样适合垃圾填埋的大坑，已经越来越难。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垃圾排放的渗滤液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带来污染。

　　2001年前后，受北京市政管委的邀请，国家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曾带队对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做过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当时向市政管委报告的实测数据就已显示，“垃圾填埋渗漏污染的后患不可低估，可能会影响到周围民众的健康。”

　　垃圾焚烧炉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86年11月。那时，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市已经以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发展了6年，然后，垃圾焚烧炉就成了这个超常规发展城市的必需品。

　　政府似乎倾向于引进垃圾焚烧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指出：鼓励“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

　　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大规模的垃圾焚烧项目纷纷上马。截至2008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达86个。超过70%的生活垃圾焚烧厂集中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80%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建于最近五年。

　　而根据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中国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

　　烧还是不烧

　　对贺蓉欣而言，如果垃圾焚烧厂与自己相隔十万八千里，那么，建还是不建，建在哪里，“那是政府应该关注的事情，与我无关”。甚至，她会说，“这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偏偏建在你家附近怎么办？”

　　“那我换个地方租房子呗，我可不想住在垃圾厂旁边。”

　　此时，这个女孩丢出的那袋垃圾，已经被压缩成块，运往离40公里外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

　　垃圾转运车载着贺蓉欣的那袋垃圾，盘山上到顶层正在填埋垃圾的位置，倾倒下满载的垃圾，惊起一片正在觅食的乌鸦和麻雀。在这个填埋场，垃圾已经在地面上形成了约50米高的梯形堆体，垃圾堆四侧的膜上还铺上土层，种植了绿草、月季等植物，一边架上了巨大的铁丝网。

　　这个于1994年投入使用的填埋场，目前已是超负荷运行。北京市政府正打算要在这里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以提高垃圾处理能力。但烧还是不烧？政府有关文件里明确鼓励的措施在民众这里遭遇了强烈的质疑和抗议。

　　一项研究结论给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带来某种恐慌：“焚烧垃圾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是持久性污染物，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报告指出，“焚化炉特别是固体废物焚化炉，已被发现为排放二恶英的主要源头，估计约占各工业国二恶英总排放量的四至八成。”

　　尽管专家们解释，只要焚烧温度高于850摄氏度，二恶英就不会产生，现有的垃圾焚化技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排放是可防可控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反烧派”专家赵章元说：“现在世界各地焚烧都表现出理论上和设计上没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保证。日本焚烧确实摸索出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痛的，被焚烧污染的多项数据都居世界最高值。”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了中国4座近期建立的垃圾焚烧炉，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2～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00～ 2000米的土地上，二恶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中3个焚烧厂区内二恶英浓度均严重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