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贺蓉欣每天早上随手扔出一袋垃圾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后果。

　　一场场反垃圾焚烧运动随之在各大城市轮番上演。2008年10月，在江苏吴江平望镇，数千居民聚在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点火，一度拥堵了国道。最终这个投资3亿人民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紧急叫停。

　　类似的，重庆长生桥，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李坑、花都、东莞、佛山，深圳白鸽湖，武汉盘龙城，苏州平望……各地民众均采取“散步”、上访、堵路、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质疑乃至反对，涉及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

　　焚烧的利益链

　　如果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来自贺蓉欣所在小区的垃圾将有机会进入垃圾焚烧厂。

　　市政府原本打算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计划看起来需要暂缓。同样暂缓的，还有江苏吴江、广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

　　“主烧派”专家的种种解释，没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任，甚至他们被发现其专家之外的种种身份“与垃圾焚烧项目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比如，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聂永丰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而声称“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的舒成光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处理企业之一美国卡万塔的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

　　垃圾焚烧超越了技术之争，使政府和专家们面临一场更大的信任危机。民众甚至进一步质疑，打着公共设施的牌子，垃圾焚烧项目是否以赢利作为第一目的。

　　由于垃圾焚烧厂在部分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几乎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各地政府给予垃圾焚烧厂一定金额的补贴，一般是50～140元/吨。业内人士称，只要补贴在每吨60～80元，企业就有赢利的空间。此外，垃圾焚烧厂还可从发电业务中获得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

　　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有人曾计算，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处理厂每日处理垃圾1040吨，每吨垃圾可获运营补贴124元。仅此一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利润额高达1.2亿元。

　　人们还试图厘清垃圾焚烧背后更多的利益链条。

　　有人检索资料，试图证明垃圾焚烧在国外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比如1999年《日本时报》报道：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以上。正因为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日本高峰期建设有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1280座，已经有4720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停止使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于是“那些在国外卖不出去的垃圾焚烧设备商开始转战中国，利用中国专家来游说政府，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

　　一个佐证是，综观中国现有的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就会发现，大量设备和技术确实来自外国公司。而根据《2009-2012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预估，到2010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的年投资额可达800亿人民币。

　　“垃圾运动”

　　由垃圾引发的争论并没有至此打住，人们进而质疑政府的决策程序。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民众不依不饶的另一个焦点是：政府信息透明不够，征询民意不够。

　　“专家论证，政府拍板”的传统决策方式，如今在轰轰烈烈的几场“垃圾运动”过后，似乎有所转变。

　　在广州番禺，当地政府高层如今连番表态市民是选址何处的第一决策人，承诺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接着又出台五条意见，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在北京，最坚定的反烧派的居民代表被纳入政府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当地政府还表示，论证过程中将广泛吸取市民意见，不排除吸纳市民推荐专家的可能。而民众自己的调研报告最终被转交到了政府的案头上，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资料。

　　通过这些“垃圾运动”，民众也在完成自我教育。不少人恶补化学知识、医学知识和法律条文，“个人地”收集垃圾处理方案，了解垃圾焚烧的专业知识。

　　人们发现垃圾分类可以大幅降低污染，在广州番禺，一些小区业主们已经主动提出以后在自己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回收试点。他们建议政府加大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学习欧盟垃圾管理的三个层次——“垃圾产生源头减量化、再生循环资源化，最终处理处置”。

　　资深媒体人长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全国这些反垃圾焚烧运动，他自己对丢弃的垃圾变得敏感了。而在他居住的小区网络论坛上，就能看到关于家庭垃圾分类方法的热烈讨论。

　　“作为环保运动的公民社区运动的发展，使社区内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长平说，“这让我们从身边的事情出发，关注垃圾分类，关注政府决策，也促进政府更好地处理这个事情。”

　　“垃圾运动”还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最新消息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由雅昌董事长万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政府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

　　提案由这些政协委员们委托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完成。这家NGO组织的秘书长杨鹏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是科学利用垃圾资源，包括焚烧发电的重要基础。

　　这位曾担任国家环保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称，在中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60%～70%，含有大量水分，因此一定不能焚烧，而应采用制肥等方式处理，回归自然。塑料占10%左右，这部分垃圾应该回收利用。再把有毒的垃圾分离出去，“剩下的垃圾就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达到日本那样的焚烧水平，我也不反对把剩下的那一丁点儿拿去烧掉。”

　　有评论认为，围绕垃圾处理这一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而这究竟会给这个多少年来习惯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带来怎样的变化，贺蓉欣是意识不到的。

　　这个湖南女孩依然每天丢出一两袋垃圾。在这座还未普遍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她从未注意过，楼下那一排垃圾桶，其实分为蓝色和黑色两种，上面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字样，只不过目前还形同虚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