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个小偷钻进了廖中国家，最后小偷不仅空手而去，反而还在他家桌子上留下了200块钱。”这是带路乡亲所讲的故事，虽没有得到主人的证实，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市科委主任周旭深感震惊！

　　面前的房子没有窗户，四处漏风，主人不在，门虚掩着，家里就一张床，床上堆满的被子衣服乱成一团。

　　带路的乡亲说，这是廖中国的家，他讨了一个疯子老婆，在外边疯疯癫癫的一呆就是几个月，生了两个小孩都有病，老婆回来时，一家4口人就睡在一张床上。

　　老乡的平淡描述，让随同前往万州区后山镇石关村“认穷亲”的市科委干部一行心里沉甸甸的。

　　以至于两个月后，周旭回忆此事时，仍不停感慨：“去农村后才知道，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农民兄弟生活在苦难之中。”

　　据悉，在市科委到万州后山镇“结穷亲”前后一段时间，全市共计有86个市级部门，10.1万名党员干部深入8750个村，与29.3万户群众结成亲戚。

　　贫困山区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难

　　2月23日，市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市直机关“结穷亲”活动专题研讨会在此举行。

　　与其说是一次研讨会，不如说是一次反思会。反思什么呢？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难！”这是研讨会中，“结穷亲”归来的干部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个共同话题。

　　我们尝试从两个边缘小山村来深刻剖析。

　　开县谭家乡花仙村是“两翼”地区中贫困山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该村在2004年由田丰、许家、田坝三个市级特困村合并而成，现有人口3101人。整个村子共有贫困户196户，涉及634人；低保户74户，涉及186人。

　　贫困让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赚钱，不愿种地、不愿困在农村。全村有劳动力1804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就达1216人。2008年，该村人均年收入仅为2100元。

　　相较于开县花仙村，潼南县双江镇高石村则是主城“一小时经济圈”中贫困村的代表。

　　该村到镇上有8公里的路程，由原来的高石村、郭沟村、长五村合并而成。全村现有2869人，而在家务农的人口仅有960人，大部分群众选择了背井离乡打工赚钱。

　　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仅有3122元，比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低1387元。整个村子建卡贫困户222人，低保户有166人，经济非常困难的有255人。

　　不走进农户家里，外界是无法感知这些冰冷数据所蕴含的意义。

　　1月5日傍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范照兵带领市委办公厅一些干部来到高石村“结穷亲”。

　　高石村支部书记侯胜元书记说，当天晚上，范秘书长就去了贫困党员戴甫吉家。戴甫吉今年76岁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家里的几个女儿早已出嫁，一个人长期孤零零地生活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秘书长到的时候，戴甫吉正在露天坝做饭。当时，我看到秘书长很难过。”

　　侯胜元称，与戴甫吉家情况差不多的，还有不少。整个村的经济都不太好，至今老百姓在养殖方面都以种粮为主，没有现代农机具。村子里的机耕道，晴天不能通，雨天不能走。仅有的一点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利设施已经不能使用。

　　不管是花仙村还是高石村，除了贫穷外，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村子里面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选择离乡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也有人称38、61、99)，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产业无从改变等。

　　这两个村子面对的难题，也是全市众多贫困农村面对的共同问题。

　　市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况由志说：“花仙村的案例说明，贫困山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难。”

　　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政策难以适应老百姓需求

　　如果不走下去，不到最边远的基层，我们有多少干部了解农村的真实现状，了解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知道老百姓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我们很多干部都不清楚。”范照兵说，现在，有些机关部门的工作是脱离实际的，一些政策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制定出来的，真正适应老百姓需求的，是要打折扣的。

　　范照兵举例说：农村的撂荒地，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1%，但我们下去看到的情况出入很大，在潼南县双江镇，通过对几户家庭的摸底，农村的显性撂荒地就达到9.8%，这还不包括隐形的撂荒地。“统计局的数字是层层报上来的，很多政策的出台也是依据这个1%的标准来制定的，最终政策出来后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发展需求。”

　　感同身受的还有周旭：“不少干部对农村、农民不了解，制定的一些惠农政策凭经验靠想象，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与预期有较大差距。”

　　周旭称，这么多年，在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上，政策是有缺失的，发展农村产业，过去很多事停留在口号上，农民依靠养鸡、养鸭、养猪来实现小家庭的致富是相当难的。

　　依靠农民个体力量，发展种养殖很难实现致富，除了缺乏规模原因外，解决科技资源分布失衡也是一大主因。

　　市科委农村处负责人称，科学的春天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量的科技资源被配置于城市，服务于经济发展，区县农村所享受到的科技资源非常少。

　　在一些基层乡镇，农技站是名存实亡，农技人员被逐步减少，即便没有减少的乡镇，农技人员往往也被“挪做他用”。

　　“如今，农村的现状，农民的心态，农村的经济结构、机制等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还是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制定出来的政策肯定不对路。”范照兵说，结穷亲，就是要我们的机关干部多到田间地头去走一走，带着对工作、对老百姓负责的心去实地查看。

　　如果干部不了解农村、农业、农民的情况，就意味着“三农”的治理与改变将无法找到恰当的着力点。三农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重庆推行的大规模“结穷亲”活动，有助于干部更好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有利于制定政策时更加科学，让出台的政策更有针对性，能真正惠及百姓。同时，通过对农村的了解，也有利于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来自市委办公厅的“亲戚”在贫困村里的7天

　　范照兵说，让干部下去“结穷亲”，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帮扶，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起来。

　　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

　　1月5日下午，潼南黄江镇高石村的群众在村口迎来了他们的“亲戚”———范照兵带队的市委办公厅干部一行。

　　侯胜元说，接下来的7天里，他陪同范照兵走遍了整个村子。“看望贫困户，走访农家，组织干部开会，与群众一同劳动就是他这几天的主要工作。”

　　在侯胜元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范照兵及其市委办公厅干部在高石村的7天。“过去也有很多干部来过村里，很多时候都是表个态就走了，这次来的干部不一样，很务实。”

　　“了解村里的情况后，市里面的领导总共组织开了三次会。”侯胜元说，1月10日的座谈会，村社干部、群众代表、党员都参加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群众提了很多问题：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家里人畜饮水很困难；村里的机耕道没法用，老百姓进去都很难；老百姓看不起病，娃儿读书要去很远的地方；退耕还林这么多年还没见到什么效益；农村产业和脱贫致富到底怎么做等。

　　侯胜元称，会开得很激烈，群众发言很积极。会后，范照兵召集市农委、国土、扶贫办、交委、建委等部门开了一次现场办公会，落实群众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