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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县样本：

　　“洁癖”是怎样养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西这座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广西横县、北京)

　　“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

　　一个可乐瓶刚被抛进横县横州镇西街某小店门前的一个垃圾桶里，即刻引来了女店主条件反射似的喊声——“不能丢那里！那个桶是用来装不可回收的!”

　　她从店里出来，捡起可乐瓶，拿回店内一个角落，那里还堆放着十几个饮料瓶。这个红色的垃圾桶旁边，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一袋等着堆肥的烂菜叶。

　　很难从女店主的“洁癖”想象出，十多年前，这里曾是横州镇最脏乱差的地方。

　　横县是一座拥有2100多年悠长历史的小城，在它一路兴衰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时，这个已拥有9.8万人口、城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同今天的巨无霸都市一样，提前陷入“垃圾围城”的困惑。为此横县政府在2000年正式开展了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一如今天中国城市里正红火上市的垃圾分类运动。

　　10年后的今天，垃圾分类已经渗透到横县70%居民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想不分类都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堆“圾”成山

　　那时候垃圾问题刚摆上政府的案头，大家都很头大。“只能去想办法解决”，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回忆道。

　　横县的垃圾问题曾经不是个问题。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农业大县，分布着大片的果园和农田。一直到90年代中期，横县的垃圾都是直接送到附近的果园和农田里去，那阵，小农经济下产生的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少有塑料包装之类，垃圾可以直接送到果园去堆肥，农民们抢着要。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县城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商品多了，因此包装就多了，垃圾也多了。”

　　这一时期，伴随着城区建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县城生活垃圾产量大幅度上升，垃圾日产量由80年代的十几吨增加到六七十吨，并且还在以每年5%至8%的速度继续往上涨。

　　慢慢地，当环卫工人再把垃圾送往农田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了——“垃圾成分太杂，比如塑料袋降解时间需要200年，因此堆肥的效果很不好，即使你给农民钱，他们也不要这些垃圾了。”陈增洪说。

　　这下环卫站郁闷了。每天清扫出来的垃圾不知道往哪里放，只能偷偷找偏远的山沟里做简单填埋。环卫站的何站长说，好不容易在县城东小区附近征用到4.7亩场地，但“每年都要租车清运该场的垃圾2至3次，还要支出50至60万元的清理运输费用”。

　　即使这样，空地也越来越难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周边较真儿的农民也会和环卫工人理论，“这会污染环境，我们的健康怎么办？”

　　当时环卫站对这些棘手的垃圾很茫然，环卫工人也常因此挨农民的骂，久了工人就不耐烦了，有时候罢工，一两天不打扫街道，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连大街上，也满满地堆上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何站长说，“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放一把火烧掉。”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那时被垃圾搞得乌烟瘴气。

　　西街和马鞍街两条街道的居民的房子背靠郁江，因为街道非常狭窄，环卫车开不进来，本着“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居民们就径直将垃圾丢入郁江，看着这些垃圾顺着珠江的支流往下游。

　　越来越多的人把垃圾往郁江里倒，在郁江和这些居民的房子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垃圾场”，臭气熏天，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紧闭着。

　　“别小看这些居民，其实他们有很强的‘环保意识’。”陈增洪说。1993年，经国家教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荐，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与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从1994年到1999年，IIRR在横县广泛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但那时的环保启蒙未免过于原始，“所以他们懂得垃圾乱堆放会污染环境，也会危害健康，当然就不愿意在自己周围建垃圾填埋场。”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政府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于是询问项目成员，垃圾处理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一队由县政府负责人、环保局、建设局、教育局和环卫站组成的参观学习团队，来到菲律宾的西朗镇，考察了那里井井有条的垃圾分类情况，回来以后就狠下决心，要在横县推行垃圾分类。

　　“其实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陈增洪说。那时候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大规模上马，而且一个垃圾焚烧炉最少也要好几百万，横县也买不起。横县毕竟是县城规模，垃圾虽多，但肯定也不够炉子烧，肯定会浪费。于是就只能是用填埋或堆肥的办法处理。

　　“我们以前就是堆肥处理。垃圾不纯了，进行不下去，那我们就分类吧，”陈增洪说，“恢复垃圾的纯度，就能够再进行堆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