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失控问责缺失

　　接二连三的暴力拆迁及其引发的死亡事件，显露出法治社会深层次的无力感。相形之下，由公权力主导的拆迁，其魄力之大，其意志之不可违逆，令人坐立不安。长此以往，公平正义何在？显然，必须对拆迁暴力事件进行行政问责，才能遏制住拆迁行为后面不断失控的行政权力。

　　虽然推行暴力拆迁的官员曹颍章被追究刑责引起社会热议，但是尚属“孤证”。从统计数据看，因拆迁推进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人，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剑锋研究员认为，这与现在的干部评价体系有关。在这套评价体系里，完成拆迁任务才是合格的官员，不管其通过何种手段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激起过多大民怨和矛盾。而完不成任务的则是庸官，要被处分。

　　这一点在唐福珍事件上就得到了佐证。唯一受到停职调查的，只有当时的现场主要指挥者之一、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现在，钟昌林已官复原职。拆出了人命的地方官员依旧谈笑自如、春风拂面，折射出拆迁部门对人民“生命威胁”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

　　在拆迁问题上，之所以暴力事件频发，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空白或执行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现行物权法对土地征收的规定除限于“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目的之外，最关键之处是明确了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才可以征收。今年初，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土地征收与拆迁的程序进一步做了详细规定。

　　但是，在实际中，有关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和补偿的相关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有关行政问责更是存在制度空白。由于拆迁背后存在巨额利益，法律与制度的问责制约又相当薄弱，一些地方政府便无视现行法律规定，对拆迁暴力默许、纵容甚至为虎作伥，导致悲剧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