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和制度都亟待改进

　　行政问责为何回避拆迁暴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钟其认为，主要原因是：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当前，土地财政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甚至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经营土地”的公司化、利益化倾向。很多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逐利冲动，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城投公司，都在搞大拆大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拆迁暴力就难以避免。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位和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现实背景下，拆迁暴力的行政问责难以启动。

　　制度设计存在缺失和困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探索历程并不长久，迄今也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这些规定和条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行政问责的实践操作，但其存在着大量问题，例如规定的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等，使得实践中难以将之运用于暴力拆迁中的责任追究。

　　一些专家建议，未来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逐渐在政府治理理念和制度设计以及舆论监督上下工夫，进行规范监督。钟其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必须尽快废除现行的拆迁条例，而且要改变“刑不上一把手，问责止于科级”的现象。尤其是在暴力拆迁这类事情上，如果查明的确是一把手推动的，或者一把手放任了后果的发生，一把手就必须担责。

　　有评论指出，时刻对公民生命感到敬畏，时刻对权力来源保持清醒，这是不可逾越的公权力底线。在这样的公权伦理下，做出强拆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官员，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具体执行强拆决定不当引发严重后果的官员，应该承担行政责任。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通知规定，对于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

　　在修订新拆迁条例的讨论期，各地拆迁似乎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因此，此次国办的通知，可以看做是在法律修订“空档期”的应急补缺。通知中有关“追责”的规定，也体现了中央坚决纠正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和力度。但有了制度不被执行，依然无法终结恶性拆迁。人们期待，这一次国办的通知能将“问责”的大棒重重地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