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无忌 陶思阅 城市不应只是产业和人口的“容器”，而应真正成为创新活动持续发生、不断生长的“土壤”。 在城市更新步伐加速，民众对生活品质要求提升的背景下，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奥雅纳集团首席执行官霍卓榕(Jerome Frost)。这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工程顾问公司，曾参与悉尼歌剧院、伦敦眼、北京鸟巢等享誉全球的地标性建筑项目。 在霍卓榕看来，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建设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方式问题。摒弃“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后，中国正转而探索一条更加精细化、前瞻性的路径。 以下为采访实录摘要： 城市更新不再是阶段性刺激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中国城市更新有哪些核心特点，又蕴藏着哪些尚未充分释放的发展潜力？ 霍卓榕：中国城市更新已不再追求“多建”，而是转向质量高、韧性强、实现长远价值的发展模式。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建设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方式问题，应把城市更新视为成就高质量生活的路径。 中国城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与执行能力。中国政府在推动城市基建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且执行力高，在机构设置、立法和政策创新方面作了大量探索，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模式。这已经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城市更新不再是阶段性刺激，而是一个长期系统性更新的赛道。 同时，“以人为本”的更新目标已逐渐成形。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重要指标。这对城市的环保性、安全性、舒适性提出更高标准，重视便民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绿色社区和人文空间的营造，满足不同群体“被看见、被尊重”的需求。 此外，我也注意到中国目前已摒弃“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转而探索一条更加精细化、前瞻性的路径。从一本“经济账”，延伸到城市与历史文化保护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潜力在于“规模化”及“系统化”。城市更新项目周期普遍较长、收益结构相对复杂，回报机制尚不清晰，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和机制成熟度之间仍存在落差。所以要以金融工具和商业模式支撑长期运营，挖掘历史遗存的“长期竞争力”。在我看来，文化并不是城市更新中的成本项，而是城市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是塑造独特气质和增强长期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中国大规模城市更新与欧美不同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中国在应对存量资产挑战中，形成了哪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能为全球超大城市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 霍卓榕：无论是伦敦、纽约、东京，还是北京、上海，城市都在从“扩张”转向“再利用”。我认为想要推动城市更新，需要系统性思考——不仅是空间和建筑，还包括人、场所、气候风险、金融与运营。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Total Design”(一体设计)，这是一种保持好奇、不拘泥于传统思维与做法的态度，让城市借鉴世界各地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欧美的城市更新，很多发生在人口与空间高度稳定之后，而中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同步开启了大规模城市更新，这使中国城市更新具备很高的观察价值。 从奥雅纳参与的中国项目中，我总结出“降低错配风险”“兼顾效率公平”“摆脱空间束缚”三条中国经验：中国非常强调系统统筹和长期规划，通过片区级、城市级更新，在更新效率上有助于降低反复改造和资源错配的风险；更新不仅服务于资产增值，也同步回应居住安全、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护和社区生活改善等社会需求，对全球城市如何在更新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深度结合，把存量空间转化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的载体，对全球超大城市应对产业升级和空间约束具有现实启示。 国是直通车：伦敦国王十字、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等国际经典城市更新项目，能否进行中国本土化落地？哪些内容能更好地契合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需求？ 霍卓榕：上述两个位于英国的项目，围绕交通枢纽、工业遗存或大型赛事遗产，进行长期、分阶段、持续滚动经营的整体更新规划，从时间、物理空间、人与自然、社会等层面进行全面考虑。这一点与中国当前推进片区式、系统性城市更新的方向高度契合。 这些项目在历史保护与当代利用之间取得了相对成熟的平衡，伦敦国王十字在项目初期引入中央圣马丁学院，营造创新活力的氛围；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则通过“赛后再利用”和功能转换，避免了大型项目的短期化，让城市空间利用奥运遗产而持续增值、长效发展。这些案例为中国拥有大量工业遗产和大型活动场馆的城市提供了参考。 从中国本土化的角度看，最有价值的融合路径在于：将国际项目中的长期规划和公共空间理念，嵌入中国更强的制度统筹能力中；把国际成熟的运营和可持续设计经验，与中国的效率优势结合起来；让国际团队更多参与中国城市更新的前期策划和长期运营阶段。如何通过更新塑造城市的长期能力，而不是“怎么建一个项目”。在这一点上，中外经验可以融合，实现真正的互补与共赢。 我认为中外城市更新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中国在制度整合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统筹、实施效率和规模化落地方面具备专长；在电气化、绿色清洁技术的规模化推广上也领先全球，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人注目。当这些优势汇聚时，便可打造既扎根本土，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更新模式，并有望成为全球范例。 未来城市竞争不再围绕规模和增量扩张 国是直通车：从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您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有哪些预判？ 霍卓榕：我认为中国城市未来的竞争重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不再主要体现在规模和增量扩张上，而是越来越聚焦于创新能力和人才集聚能力。未来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城市更新和空间重构，为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打造高度复合的空间载体。 在我看来，城市不应只是产业和人口的“容器”，而应真正成为创新活动持续发生、不断生长的“土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城市间正越来越高效地开展协作，共同打造超级经济节点。谁能构建起良性的创新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不确定性风险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和韧性建设已经不再是附加选项，而是关乎城市安全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底层能力。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更加重视生态系统修复、基础设施安全与韧性能力建设，确保城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挑战中，具备持续运行、快速恢复与应变能力。 数字化也在城市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未来城市将更多依托数字孪生、数据分析和情景模拟等工具，对不同发展路径进行前瞻性判断和系统评估，从而显著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城市治理的整体效率。数字化不只是管理工具，而正在成为重塑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营方式的重要基础设施。

李稻葵在北京车展上试车。国是直通车 陈昊星 摄 李稻葵在北京车展上试车。国是直通车 陈昊星 摄 文/陈昊星 北京车展已进入专业观众日，众多汽车行业从业者与有购车意向的观众纷纷涌入展馆看车。 其中有一位特殊的观众，他不仅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平时还非常喜欢开车、骑摩托车，是个不折不扣的“车迷”。 这次车展，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邀请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一起逛展。据他说，他是经济学界“最热爱车”的人。 那么，这位“最爱车的经济学家”在逛北京车展时有哪些感受？他如何看待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又会给普通人购车、选车带来哪些建议？不妨跟着他的视角，一起来看看。 用车最大隐形成本是什么？不是油，是折旧 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3.66亿辆，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25亿人。“有车一族”规模庞大，随着用车年限增长与产品更新加快，换车正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需要面对的现实选择。 逛车展，自然会聊到买车的话题。针对普通人如何购车选车的问题，李稻葵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李稻葵认为，从当下时间节点来看，具备一定条件的消费者可以考虑换车。近年来汽车产品更新迭代加快，新车型不断推出，若长期不更换车辆，旧车的折旧速度实际上较快。部分消费者认为不换车可以节省开支，但往往忽视了车辆折旧所带来的隐性成本。 在新能源浪潮席卷之下，传统燃油车似乎逐渐被贴上过时的标签。正因如此，“燃油车到底还能不能买”也成为当下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李稻葵看来，燃油车仍然具备一定优势，当下依然可以考虑购买，但关键在于具体使用场景。如果日常用车以郊区或长途出行为主，或居住地充电条件不完善，尤其是在气候较为寒冷的地区，燃油车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适用性。 提及买车时该如何省钱，李稻葵指出，车辆使用过程中最大的成本并非能源消耗、维修或保险费用，而是汽车的折旧。因此，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应优先选择大品牌、主流车型，这类车型在二手车市场流通性较强、保值率相对较高，有助于降低整体用车成本。相较之下，小众品牌或个性化车型虽能满足特定需求，但通常面临更高的折旧压力。 中东战火真会影响你买车？北京车展上有了答案 当下中东局势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北京车展。北京车展上，不少外国观众将目光更多投向新能源车型，尤其关注不受石油价格波动影响的出行选择。 在38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来自中东、非洲，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客商往来穿梭。在油价高企的背景下，不少来自海外的观众将目光更多投向了展台上的新能源车型。 展馆内究竟有多少外国面孔，或许难以用一个具体数字来统计。但从一些细节中仍可窥见其规模： 有车企包下整列高铁，组织来自约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海外经销商集中前来参观，国际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李稻葵也注意到，今年北京车展上的“国际面孔”明显增多。在他看来，这一现象与当前中东局势的紧张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从观展和购车意向来看，部分海外观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在油价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一些消费者开始更加关注纯电动或混动车型，希望以此降低对传统燃油的依赖。 李稻葵认为，随着电动化技术逐渐成熟，续航能力不断提升、补能效率持续优化，新能源车已从趋势走向现实选择。在他看来，电动化已成为相对确定的发展方向，其技术路径清晰、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这也是其吸引全球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车企太多，谁能“活下来”？李稻葵点了三类 在逛展结束时，李稻葵也在现场分享了他的感受。 他认为，近千家车企齐聚北京车展进行集中展示，在如此多新车型与车企同台竞争的背景下，必然会引发一个现实问题：世界真的需要这么多车企吗？ 他预计，在激烈竞争下，并非所有车企都能够长期存活。如果市场长期陷入“以价换量”的状态，消费者可能短期受益，但从长期来看，风险也在累积，例如部分车型后续服务跟不上、零部件供应不足、二手车价格大幅贬值等，最终买单的仍然是消费者。 他也观察到，部分车企存在较为明显的跟随式竞争倾向，即“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在他看来，这类缺乏清晰自身定位与核心能力的企业，可能在激烈竞争被中较快淘汰。 此外，他还观察到外资车企正在出现明显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积极适应中国市场的企业，它们会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和监管趋势调整研发方向，甚至提前布局未来标准，在产品设计等方面更贴近本地市场，整体投入意愿较强。 第二类则相对保守，逐步减少在华投入，对中国市场的参与度下降，更多呈现出收缩甚至逐步退出的态势。 第三类处于观望状态，既没有明确退出，也没有加大投入，仍在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策略，整体方向尚未完全清晰。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电视剧’，我们可以一幕一幕地看下去。”李稻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