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7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文章《中国的灾难与重生》说，中国制度所具有的动员能力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而且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的动员。这次赈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并且在这种社会自觉的动员能力中，人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再次考察四川地震灾情。他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学生做了演讲之后，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中国人说“多难兴邦”，这里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验观察，人们可以发现在新国家或者新制度诞生之前，大多要经历种种困难与痛苦。二是指人民的期望，即在重大的困难与痛苦之后，人们希望新的国家和制度的诞生。

　　实际上，这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过，在实际层面，巨大的困难和痛苦并不一定会催生新的国家或者新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看，有些困难和痛苦催生了新国家和制度，但也有很多困难和痛苦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反之，困难和痛苦不断重复着。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类的进步都伴随着人类的牺牲，但是在很多场合，人类经常在作无畏的牺牲。

　　因此，灾难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忍受灾难所带来的困难与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要去“兴邦”，建立新的国家或者制度，以便今后避免灾难或者至少把灾难所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减到最低的限度。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国人民就是这样期望的。如果这场大灾难能够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那么这么多人的宝贵的生命就不致于白白牺牲。

　　在中国制度体系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现存制度的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如此巨大的力量投入赈灾，这是其它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实际上，至少在对付自然灾害问题上，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在以往，人们(无论海内外)都往往简单地把西方式民主视为是好的。但现在人们则开始意识到，民主与非民主的简单划分并不能充分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

　　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西方式民主并不见得一定有能力这样做，而非西方式政体也并不见得没有意愿和能力这样做。

　　中国制度所具有的动员能力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而且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的动员。这次赈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并且在这种社会自觉的动员能力中，人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

　　尽管中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并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中损失了数十万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统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个体的预防地震体系来。处于地震带的中国民众和学生很少有被告知如何应付地震，中国的家庭也没有如日本那样常备一套最基本的应付地震的急救工具。中国的楼房建设既没有地震意识更没有如日本那样需经过极其严格的防震检测。

　　尽管人类还没有能力来精确地预测地震，但如何对各种和地震有可能相关的信息保持高度警惕，人类的损失还是可以减少。

　　正因为这样，总理温家宝在最近的一次地震局的会议上强调要重视地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目睹地震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又再次意识到人及其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又帮助人们再次确立了有关人的原则，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及其生命。没有了人，世界上的一切就无从谈起。

　　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远远跨越政治而延伸到经济和商业等各个领域。不管喜欢与否，作为社会成员，普通老百姓用社会责任来衡量同样是社会成员的企业行为也是最自然不过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灾难中各种社会角色之间显现出来的少有的相互信任。人们发现，政府开始信任媒体，并给予媒体于自由的报道空间。人们也发现，政府也鼓励和接受赈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社会自治或者志愿组织。

　　在舞台上活跃和发声的不再是的单一的政府，而是媒体、企业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人们赞美中国政府赈灾上的高效率，但如果没有所有这些角色的参与，政府赈灾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应当赞美的是所有赈灾场上的每一个参与者。

　　当然，人们所希望的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反映在危机处理上，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在非危机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政府品质如责任、透明和高效等必须延伸到日常治理过程中去。

　　如果这样，那么“多难”就可以“兴邦”；如果是这样，那些被地震夺去生命的人们就可以在地下长眠安然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