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挟持的法国民众正在觉醒

　　正如中国记者所想，他们在电视台的表现正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越来越愿意接近中国事实的真相。他们发现，一些普通法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主要是受蒙蔽不了解中国，而他们是可以改变的。

　　在看了曲星公使舌战群“儒”辩论的电视节目后，一位17岁的法国小姑娘愤怒地指出：“他们那么多人围攻一个人真可耻！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让那个中国大使馆的人说话。他(指曲星)应该到人权法庭去告他们。”一位观众在看了这个节目后，来信指出：“这次法国电视二台的节目，显示了西方媒体的一个重大缺失：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操守的缺失。对一个问题不了解和不理解不要紧，可以通过报道讨论来澄清。但如此一面倒的倾向性，却扼杀了事实的真相，误导了公众舆论。尤其是这样的节目由法国重要的公营电视台法兰西二台来播出，由大腕主持人阿莱特·莎伯主持，就更不一般。这样的报道方式，很难说是民主国家应有的方式。在这次节目中，人们还嘲笑中国对媒体的管制，显示法国媒体的自由，但这恰恰是个极大的讽刺：连对西藏问题不同的看法都不让多说，哪里还有媒体的公正？无独有偶，最近以来，凡是有关中国的、华人的报道，法国和西方媒体不公正的地方数不胜数：从中国制造的商品、食品质量问题、到中国人消费影响西方物价的说法，以及“中国留学生等于间谍”到“华人黑手党”等等，期间的报道又有哪些是经得起事实和时间检验的？”

　　郑若麟参加各大电视台辩论后，他的电话与邮箱被一些热情的不知名的法国观众打爆，手机一天要换几次电池。在他与法国人权事务秘书拉玛·亚德和绿党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电视辩论后，一位网名为费尼毛尔的网友对法国媒体提出强烈质疑：“法国电视、广播、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显示出它们是受操纵的，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场针对中国的仇恨宣传是如此虚伪，证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划和组织的，这些人只字不提发生在西藏的真实情况，也不解释西藏僧侣政权的真正目的……”随后这位网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游客和“最后一位留在西藏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所写的所有文章的链接，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观众贝诺瓦·卡扎班在给郑若麟的一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纠正这一切，你出现在电视上使真相得以重现，同时也使一边倒的舆论重新略为平衡，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至今，法国媒体就缺乏职业道德。”

　　在看了他4月7日晚的电视节目后，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国人发来电子邮件，谈到他是如何看待那一天发生的事的：“4月7日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些职业挑衅者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媒体精心策划并毫不受惩罚地干扰了圣火接力。”“请相信我，昨天这件事……远不是如《解放报》等声称的是他们的一场胜利……因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在圣火经过的全程，并没有十几万人，仅仅数以千计而已；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前来支持圣火的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或奥运五环旗，他们才是大多数(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样)。所以，反对2008北京奥运的人仅仅几百人而已……”

　　董纯在参加完《报亭》节目，指出了3月14日西藏事件的真相后，一位加拿大电视观众在给她的信中说：“我十分气愤地看到，中国记者被阻止澄清(西方)公众如何被操纵、误导的事实。而这正是引起西方抗议浪潮的原因所在。主持人藉口他的节目不是政治论坛因而打断发言。有人声言，如果确有舆论操纵，最好的办法是让外国观察家进入西藏。我们要问，那是什么‘观察家’？是西方人民的真正代表呢，还是新闻贩卖者？尚未了解真相便以先验指控对方有罪的所谓记者能给公众带来什么客观公正的消息呢？”“媒体要塞给我们的就是西方报刊天天吹嘘‘中国没有’的这样一种‘言论自由’吗？”

　　董纯告诉记者，从1996年起，她就参与该台电视辩论节目，这么多年鼓舞自己坚持走下来的，正是这些电视观众。她收到很多电话和信件，都是对她表示支持的。曾有一位台湾观众给她写信，表述他的兴奋：“终于有中国人在法国的主流媒体上为我们中国说话了，讲事实，我们为你鼓掌。”她好几次走在路上，会有人突然对她说：“我看过你的节目，说得非常棒。”她觉得，我们要有耐心，把该说的话说出去，“润物细无声”。东方与西方的交往，相信通过对话能推动，用冲突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郑若麟参加完法国有线电视四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刚回到家，就收到了网友雅克·贝拉格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我想告诉你，若麟先生，‘晨间新闻’记者，以及大多数法国媒体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意见。法国人对有人将奥运会挟为‘人质’非常惊愕！现在在法国时髦的正是贬低你们的人民，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而且酝酿已久。但请你相信，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相反，我们祝愿奥运成功。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们拒绝由一小撮所谓的巴黎‘知识分子’来代替我们思想……”(黄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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