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厨房里出现了一位从香港“稻菊”饮食集团来的日本人厨师——伊藤。两个人第一次目光对视时，都有一种瞳孔骤然放大的感觉。那么，就跟着感觉走吧。

　　她觉得伊藤有些“鬼聪明”，会说一个单句一个单句的英语，会说让北方人听起来犹如外语的广东话，会说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中国普通话单词，当然，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最后这一点，今天说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呢？有过热恋经验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和价值。

　　京城的园林风光没有玩遍，也走得差不多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两个人要结婚了。眼看着“鬼子真的要进村”了，她的父母出面反对，用长辈的经验劝说她：“孩子，他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会在厨房里鼓捣鼓捣，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的。你还是止步吧。”

　　她拿出了家中小女儿特有的任性，和现代大多数青年一样，对父母反对的婚姻，都要致力于成功。当然，婚礼没有讲什么排场，只是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饭。伊藤说自己没有钱，每个月要从工资中给瘫痪的父亲寄去15万日元。结婚时，伊藤把25万日元交给了岳母，不知这算不算是聘礼。

　　伊藤没有耐性，想回日本了。她有些担心，担心伊藤每月挣的35万日元能不能养活得起家口。听说中餐厅的经理曾经在日本留学，她就去请教。那位经理说：“35万日元不算多，但也勉勉强强养家了。不过，日本人有一点可以让人放心，他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会让你也有一口吃的。”

　　她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安心下来。2006年9月18日，她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和伊藤一起回到日本。

　　当然，在中国的时候，伊藤因为她没有把方便面泡好就端过来，一拳把她眼睛打青的事情和临行前伊藤又从岳母手中借走15万日元的事情，都曾让她对伊藤的感情发生过暂短的怀疑。但是，她又具有现代年轻人的时代特征：只要有爱，爱过了再说！

　　●情感世界里的常态与变态，因人而异自有选择

　　到了，灯火辉煌的东京。一下飞机，伊藤沮丧地说：“我常年在外，在东京已经没有家了，我们先住饭店吧。”那种辉煌，她顿时感觉全无。

　　在饭店住了3天后，伊藤带她到京都旅游。她觉得京都的古色古香与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古都北京非常相似，四面环水的金阁寺在夕阳斜射下更是熠熠生辉。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前途却没有这般灿烂。

　　回到东京，伊藤带她找房子。伊藤曾经打过工的一家寿司店的老板娘发了善心，不要头金、礼金，让他们住进了正空闲着的员工宿舍。她呢，急忙给北京打电话，略带兴奋地告诉家里：“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我可没有被伊藤卖掉。”

　　接着是找工作。专售瓷器的山城屋出面帮忙，把他们介绍到一家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伊藤仍然做厨师，她挽起袖口来涮碗。好景不长，第一个月拿到了工资；第二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不见了。没有工资还干什么呢？她劝伊藤另找工作，伊藤抬手抽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信地说：“在日本公司工作要讲究忠诚的，老板肯定还会回来的。”

　　第3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仍然不知道在哪里。她劝伊藤打官司，伊藤又说打官司费钱费时不合算，还是蔫蔫地不干了为好。这样，两个人64万日元的工资，来无影去无踪地为了“忠诚”打了水漂。

　　到日本的第三个月，她怀孕了。伊藤虽然在上野一家料理店找到工作，钱却从来不交给她。她只知道伊藤为了租房，从老板手里借了50万日元；伊藤说他还欠有200多万日元的税债，家中也常有“日本直贩”寄来的催款单。她无奈，一面拖着孕妇的身躯在新宿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辛勤地涮碗，一面用中国人妻子对付中国人丈夫的”三个高招”来对付伊藤这个日本人丈夫：高声吵闹、威胁离婚、要回娘家。

　　结果，她没有取胜，反而是常常遭到暴力的惩罚。一次，她又被伊藤手打了，当场口吐白沫，晕了过去。等她醒来的时候，人已经是在急救车上了。

　　不过，伊藤每次动手之后，都是立即赔礼道歉；每次把她的眼睛打得青紫后，都是立即送上热手巾给她热敷；每次施加暴力以后，都有一番充满激情的爱抚举动。她虽然难以忍受这种暴力，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暴力之后还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