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慌了阵脚。当学校留学生中心的职员向她了解情况时，她坚决否认做过陪酒小姐，一度获得了学校的同情，学校还让她暂时搬到留学生会馆里而住；当她的指导教授向她了解情况时，她又变得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教授耐心地说：“你要说出实话，我们好帮助你。”她说了，说自己晚上是在一家酒店打工，说这家酒店是一家没有登记的不属于风俗行业内的酒店，说自己每个小时只拿1200日元的工资，说自己只站在柜台里面给客人倒酒，还兼着洗杯子的工作……教授的回答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事情就麻烦了。”

　　这个日本男人依然不饶不休，几乎是每天的早上和晚上都要到她原来的住所来“围追堵截”，几乎是每天都要到大学来找留学生中心的职员和她的指导教授。

　　她软弱下来，多次与这个日本男人商谈，央求这个日本男人：“你饶了我吧，我把花你的钱都还给你。”日本男人的回答是：“我们之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我看着你讨厌，我要让你回国；你回国后，我还要到中国去，告诉你父母，你在日本做了丢人的事情。”

　　这个日本男人的做法生效了。教授对她说：“我们受不了他天天来闹，你还是回国吧，你现在已经不具备读书的条件和环境了。”留学生中心的职员也对她说：“你给学校添了不少麻烦，还是尽早从会馆中搬出去为好。”

　　她茫然无措，希望记者帮她出个主意。其实，这种棘手的事情，记者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社会上确实有些人和事，是法律、行政、舆论都管不了的。这种人，在我们中国大多属于“滚刀肉”一类。

　　当然，看着她泪眼涟涟的样子，记者还是给她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到警察署去找警察谈一谈，看看能否得到警方的帮助；把那8万元寄给这个日本男人的妻子，并写信向他的妻子说明此事，寻求来自他家庭内部的“帮助”；把那个微波炉寄还给他的公司，借此也给他“披露”一下；要么自己悄悄地搬家，明年换一个学校再上研究生，今后打“地道战”。

　　此后连续几天，她天天来电话。她说：自己又去央求过那个日本男人，但那个日本男人强硬地回答：“不把你赶回中国誓不罢休。”她说：自己去找过东京都警视厅外国人相谈所，警察把那个男人叫来谈了一次话，最后也表示无能为力。我问她：钱还了吗？微波炉还了吗？准备搬家吗？

　　她回答：钱和微波炉都没有还。搬家需要钱，我想用这笔钱先回国躲避一段时间。她还说：学校已经对她劝退了。

　　记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更想直言秉书：情感上的玩火者，大多要引火烧身的。如今，她辞退了往日的工作，每天夜不能寐，以泪洗面，把眼泪荒弃于没有情感的空间。假如，眼泪的浮力可以抒解生活的压力的话，假如，这种眼泪能够使灵魂又一次在命运的十字架上接受拷问的话，记者想说，生活中不能没有眼泪。

　　历史上这种错误时常发生，唯愿这种错误在中国留学生身上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