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提请浙江省人大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做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对此，报道认为这是对近来备受争议的恶意“人肉搜索”行为立法。

　　禁止人肉搜索的法令最不少见，至少去年就有徐州与宁夏等地公开禁止。禁止自然有禁止的理由，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也确实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内容。然而，对于禁止人肉搜索这事儿，网友们却并不买账，近来多项网络调查表明，大多数网民反对禁止人肉搜索。

　　其实，我们不妨客观公允地对待“人肉搜索”，给其划定边界，让其接受正当性的考问。简单地说，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就应得到鼓励和支持，否则，就应受到限制。这不是什么难事儿。

　　-追问

　　别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我国多地拟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指向的应是“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人肉搜索”由于其具有搜索主体的不确定性和搜索对象的随意性等特点，容易误导公众，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等不良后果，如道德主义泛化和公共理性丧失。泛道德主义的网民往往怀着良好的动机突破道德底线，义正词严地充当道德判官，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当事人的权益毫无保障。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引起的诟病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人肉搜索”无度的披露、指责、谩骂，无异于以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来对付另一种不法，实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限制并无不妥。

　　但是，我们要看到，“人肉搜索”与监督渠道不畅有关。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的公共论坛确实是复杂的，但在嘈杂中，往往传递着较为真实的底层声音。公权力不仅仅要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少数人的权益也要得到法律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的精髓是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行为，监督政府不超越职权，不滥用职权。众多网络话语平台的建立，使公民表达意见的门槛与成本降低，通过一人提问，八方回应，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些细节曝光。人肉搜索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监督体系的完善，“周久耕事件”就是说明。

　　也就是说，“人肉搜索“具有相当的正面效应，一是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利器。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三是不良情绪的宣泄渠道等。因此，单一的立法限制并非最优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因此，可以给“人肉搜索”划定边界，让其接受正当性的考问。简单地说，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就应得到鼓励和支持，否则，就应受到限制。道理很简单：我们总不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吧？朱四倍

　　-质疑

　　疑似权力自我保护

　　有些事情，国家颁布法规或政策后，地方上并不积极，比如历次的楼市调控政策；而有些事情，国家层面没有态度，地方上却积极得很。禁止“人肉搜索”成为地方立法的一个趋势，显示着这种“地方积极”。

　　当然，地方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只要程序合法，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某些选择性色彩较浓的“积极”，其权益主张的倾向性有些露骨，不能不叫人质疑和忧虑。“人肉搜索”曝光他人隐私的行为，确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它又是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一直以来所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就因为其兼具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功能。公民隐私被曝光于网上，这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来说，性质是消极的；但是“人肉搜索”若能够有效地监督官员不明财产及生活劣迹等涉嫌违法违纪线索，最终揪出了腐败分子，那么它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性质就是积极的。

　　禁止“人肉搜索”，说白了，实质就是权力的拒绝监督与自我保护。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