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址应对输入型传染

　　“病人到了，开门。”接诊护士通过门进系统对讲后，把“病人”带进了感染二科的第二病区。经过一条洒满阳光的外走廊，进入一间单人隔离病房。

　　“这是单人隔离负压病房，回风比送风大，造成负压环境。”副院长李秀兰介绍。这种负压不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

　　这样一间单人病房的造价约30万，6年前的地坛医院还没有这样消毒条件的病房。现在呼吸病房楼可以开放的298张床位都是负压病房，如果流感扩散严重，还可以将另外300张床变为隔离病房，总共开放救治能力是600张床。

　　目前开通的感染二科94张床，分三个病区，最受关注的收治医学观察病例的是第一病区。

　　“这些病床是在5月2日凌晨接到通知后两个小时内准备完毕的。”感染二科主治医师徐艳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我们病房是满床，需要尽快把现有病人转移到别的病区。”

　　这种速度非常必要——当天凌晨3点多，已经有墨西哥AM098航班的第一批需要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病例入住地坛医院。

　　当然，快速也并非偶然。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说。这也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甲型H1N1流感病毒对中国来讲，其特点是输入型传染。因此演练中的“病人”扮演的也是一名韩国人，名叫朴英健，5月2日由韩国飞抵北京，7日因发烧就诊民航医院，确诊为H1N1核酸阳性后(医生解释：考虑到患者虽然初步诊断是H1N1核酸阳性，根据临床表现，不能除外患者有化脓性扁桃体炎)，转到了地坛医院。

　　“下飞机就来了的(病例)，我们这里屡见不鲜。”毛羽说。只要检验检疫局发现发烧超过37.5℃，就送到地坛医院进行筛查。

　　巧合的是，2008年9月地坛医院搬迁到机场高速边的新址，缩短了从机场到医院之间的距离，正好适合防治输入型传染病。

　　六年后的“凤凰涅”

　　时间，下午4点38。演练的病人朴英健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隔离服，接诊他的医生李鑫从另一扇门进了病房。医生进门前经过了一个小的独立消毒的空间，这对于保障医务人员不被感染至关重要，因为外面就是他们活动的内走廊。不同于病人经过的外走廊，内走廊是干净的、清洁的。

　　和5月2日以来他收治的所有病例程序一样，李鑫开始在病床前问诊。为了和病人沟通，裹在严实的口罩后面的他尽力咬字吐声，粗粗的喘气的声音很沉闷，嘴里的热气模糊了护目镜。

　　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李鑫的形象和无数影像中展现出的SARS医生形象一模一样。

　　2003年，李鑫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现在他还记得，那年4月30日，他给父母打的一个电话，听到父母的声音他眼泪就流了下来。次日，李鑫进入SARS病房，一直坚持到8月19日。

　　“流眼泪并不代表我害怕。我只是觉得父母供了我这么多年书，还没来得及尽孝，万一感染就可能离开他们了。只是这么一点伤心。”李鑫说。在他之前，地坛医院已经有4位护士感染了非典病毒。

　　这次作为第一批进入病房治疗流感病例的医生，李鑫觉得心态成熟了很多，“SARS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次我们有了准备。”

　　医学界普遍认为：SARS的防控难根源就在于最初对于病原体是什么都弄不清。而此次流感病毒不同，“我们对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对它的防控显得比在SARS初期的时候要清楚得多。”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院长助理金荣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甲型H1N1病毒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基本规律我们是掌握的。这次是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的一次突发事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称。

　　2003年之前，曾经盛传地坛医院将与佑安医院合并。但如今地坛医院不仅搬迁新址，在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发展。有人说是SARS救了地坛医院。毛羽则将之戏称为凤凰涅。

　　同为传染病医院的佑安医院也在2003年之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扩建门诊大楼和呼吸病房大楼的资金投入就有约4亿元。

　　演练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第一例确诊病例包某某从美国飞抵北京机场，这位患者携带着甲型H1N1病毒，与机场一名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接触约30秒钟。11日凌晨1点50，这名工作人员因为“有低热，一些轻微的上感症状”被送往地坛医院，截至本文发稿时，尚未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