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牛兴无和63岁的郭美荣，都是来自山西农村的大学生。1969年，这对相亲、相爱八年的恋人终于缔结秦晋之好。大学毕业后，郭美荣追随丈夫的脚步，响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大西北。夫妻俩从此开始了人生三部曲——一起在生活艰苦的大西北工作9年(牛兴无总共在那里待了14年)后，怀着对“鱼米之乡”的浪漫情怀奔赴鄂北大山沟参加“三线建设”，最终于上世纪80年代扎根深圳，投身特区建设。苦尽甘来，当夫妻俩靠着勤奋的努力终于赢来“小康生活”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噩运降临到这个幸福家庭里。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俩没有退缩，彼此相互关心鼓励，奏响了一曲高亢的命运交响曲。

　　1 相识八年

　　有情人终成眷属

　　牛兴无原名牛星魁，1943年出生在山西晋城一个山沟沟里。1961年，他上高中时，经一位同学介绍认识了比他小两岁的郭美荣。他们两个人的家就隔着10多里地。

　　18岁的牛星魁第一次到她家相亲时，因为害羞，怕被人看到，戴着一顶草帽，遮住大半张脸。他手提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母亲为他准备的见面礼——五斤面，下面还藏着一件母亲为他装备好的、他却不愿意穿的新衣服。

　　到了郭美荣家，他局促不安，沉默不语，一直坐在一张板凳上——从上午到中午吃饭，再到下午离开，一动不动坐了好几个小时。郭美荣的父母对他印象十分好：“你看他稳重得像个大姑娘似的，这种人老实可靠！”可是，当时年仅16岁的郭美荣却不以为然，觉得他老实得像个木头桩子，没趣。这以后，两人就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彼此拜见一下对方的家长，没有更多交往。

　　1963年春的一天，牛星魁突然找到郭美荣说，他父母打算让他们把婚事办了。她当即表示：“不可能，我还要读书！”那时她刚上高中，是所在初中唯一一位考上高中的女生，不想因结婚而影响学习。而他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正在准备再考，也不想太早结婚，只不过孝顺听话的他不知如何向父母说“不”。聪明伶俐的郭美荣便与他“合谋”，先后三次骗过他的父母，将结婚登记一事拖了下来。

　　这次合作令郭美荣对尊重自己、积极上进的牛星魁产生了好感，两人开始书信往来，并明确了共同目标：都要上大学；到北京天安门前留下两人的合影。

　　1963年夏季，牛星魁如愿以偿，考上了山西财经学院，成为他们村第一位大学生。由于他家很穷，父亲有一次给他寄了自己用卖扫帚积攒下来的三元钱。看着信中夹着的一堆一分一角的碎钱币，牛星魁的眼圈红了，从此再不让家里寄钱，全靠自己打工挣生活费。读大专的那两年里，他从来没有回过家。在通信往来中得知这一切的郭美荣，被牛星魁忠厚善良、吃苦耐劳的品性所吸引，渐渐喜欢上这位不善言辞却很内秀的老实人。

　　由于根红苗正，牛星魁1965年毕业后戴着大红花被挑选到“最艰苦的地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大西北青海西宁，从事国防军工单位物资供应工作。当时，来自青海的军代表认为他的名字“星魁”属于“四旧”，主动为他改名“牛兴无”。郭美荣正好这一年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要承担供弟妹上学费用的牛兴无，主动提出每两个月为她寄去15元，供她读大学。

　　在信中，牛兴无总是满怀激情地向郭美荣讲述在西北工作是多么有成就感，西北的建设如何欣欣向荣，建议她将来大学毕业后也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到青海工作。为了一探虚实，郭美荣1967年(“文革”开始后大学里经常停课)来了个“突然袭击”，乘火车前往西宁。火车在晚上到达西宁，当时四处一片漆黑，天上飘着小雪，穿着单衣的郭美荣一出火车站不知该往哪儿去了，因为牛兴无所在的是保密单位，只有代号。她只好向当地解放军求助，解放军通过邮电局找到了牛兴无所在单位的电话。待他冒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到火车站时，一看所谓的“同学”竟然是郭美荣，意外之下冒出一句：“你怎么来了？也不写封信。”

　　到他宿舍一看，她既心酸又感动：他是如此地克己为人，挣着工资，却过着像旧社会一样的苦日子——在大学期间就一直盖的被子至今没换，棉絮都成了一块一块的疙瘩，堆向一边，另一边是空空的两张皮，根本没法盖；枕头都没有一个，平时都是用大衣当枕头。第二天，她让他找出布票，买回里子和面子，十分麻利地为他做了一床新棉被，还将他的旧被子和棉衣、棉裤都拆洗后重新翻新。西北之行，令郭美荣认定，牛兴无是一位值得托付终生的好男人。

　　1968年，得知牛兴无去上海出差，郭美荣与他约定，两人到北京会合。她利用串联的机会免费坐着火车经郑州到了北京，两人一起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还攀上了八达岭长城。当初，他们在信中定下的两大目标均已实现。1969年，郭美荣大学毕业，这对相识八年的恋人登记结婚。受“文革”影响，她延后一年分配工作，1970年主动要求前往西宁，与丈夫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