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刘海英副主任告诉记者，产科纠纷多，主要因素是因为产妇在医院分娩时心理落差很大。“孕产妇在家庭中享受的往往是大熊猫一样的关心和呵护，但到医院分娩时，心理落差很大。因为产科工作强度大，医护人员不会像其家人一样关心备至。加之产妇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健康人，医护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被她看在眼里，如遇态度不好等，就会觉得很委屈，觉得你没有尽心尽责。所以，如果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某一个环节发生问题，都很容易产生纠纷。”

　　据刘海英介绍，这种心理落差还表现在产妇及其家属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值上。“比如，产妇在产前会做很多次的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再加上自己和家人对胎儿的精心呵护，像胎教、防辐射等等，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那么孩子在出生后就应该是健康的。但由于受现代医学技术条件限制，一些疾病在产前不可能全部被检验出来，一旦孩子出生有问题，家长们肯定很难接受。这种对胎儿的过高期望值导致的纠纷占得比例很大。”

　　多位妇产科医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无奈：生得好全是人家自己的功劳，生得不好则全是我们的错。

　　一位妇产科医生向记者表示：为了保护自己，很多时候，只好选择剖腹产。“(顺产)高风险捆绑住了我们的手脚，谁敢去冒险？那就直接剖吧，一次搞定，速战速决。”他无奈地说。

　　谁来降低剖腹产率？

　　居高不下的剖腹产率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很多地方都为降低剖腹产率而采取了措施。

　　比如，天津市社保中心将生育保险中顺产的支付标准，由原来的1800元提高到3000元。上海市试行“产科一贯制”，增强医患双方的信任度。部分省份还对农村产妇住院分娩进行补助。

　　此外一些省份还对降低剖腹产率下达硬性指标；个别地方甚至表示如果不达标将取消产科。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医院或者妇产科医生对此不甚认同。

　　一位产科医生表示：“剖腹产的难道都是医生建议的吗？至少有一半是产妇自己提出来的。我可以让符合条件的都顺产，但如果出了问题，谁来保护我？我可以不怕苦不怕累，尽量让每一个人都顺产，但医院在考核我们工作量时，在发奖金时，评价的标准是我帮助多少个孕妇顺产吗？它看的是我为医院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把压力都给我们，这根本不合理。”

　　山东省某县妇幼保健院的赵院长认为，想要降低剖腹产率，首先需要国家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其次，医疗纠纷必须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现在的解决途径太过繁琐，患者根本不愿意采用。”赵院长希望医疗纠纷发生后，能有第三方公正介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估。“车辆有强制险，生育为什么没有？应该有一个险种，保孕妇从入院到生产结束的安全。”第三，计生政策的改变。“现在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么珍贵，无论产妇还是医生都会倾向于选择剖腹产。”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高凌告诉记者，提倡顺产，降低剖腹产率，医院在硬件和软件上都还需要改善。“顺产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助产士数量少。在国外一个产妇分娩，会有1～2位助产士全程陪同，而我们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往往是一屋子分娩的待产妇，1～2位助产士跑出跑进，值班时往往就一个医生。许多医院都缺助产士。为什么？没人培养，都培养硕士、博士去了。北京有一家很好的助产士学校，但只是个中专，中专生谁要啊？且不说各医院的门槛高，就连咱们的相关规定也说，接生的人必须有大专以上文凭。你学了也白学。好多医院没办法就让护士代替助产士，但没人愿意干。因为没日没夜地在产房转，累，风险和压力又大，钱又少。”其次，生孩子最需要亲人陪伴。但许多公立医院不具备这个条件，没这么多病房。第三，产前保健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妇能不能顺产。“怀孕前期的每个月，后期的每个星期，孕妇都需要指导。这就需要孕妇学校，而且这在围产保健、产科质量管理中都有要求的。但现在许多医院要么不做，要么就流于形式。为什么？因为没收入。物价局没规定，医院不能收钱。”

　　“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医院身上，医院再压到大夫身上！你下来一个政策，我们就要学习培训，然后执行，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是职能部门的问题、财政的问题，你让我们大夫怎么办？”高凌无奈地说：“我有时候和他们开玩笑说，定政策的都是男人，都是不生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