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中的唐家岭

　　顺着夏斌的指引，6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唐家岭。和街道两边随处可见的拆迁宣传标语同样醒目的是，几乎每家每户门口都贴着 “有房出租”的广告。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家房东的电话，“租金600元一个月，独立卫生间厨房，条件非常好。”房东告诉记者，他的房子目前不会拆迁，可以放心居住。当记者一再询问可以住多久时，房东才支支吾吾地表示最多可住半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房东都不愿告诉自己的房客离拆迁还有多久，“如果说了，房客就会开始找房子，这样早搬一天房东就少赚一天的钱。”一位在唐家岭住了快3年的租客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大多没有工作，靠房租赚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收入。

　　在唐家岭的公交车站，记者见到了正拎着一大包东西焦急地等着公车的小薛。“我准备搬家了，在西苑那边和朋友合租了一个单间。”小薛告诉记者，在住惯了唐家岭之后，她认为市区里的房租已经高得“完全不能接受”。但由于单位就在附近，所以小薛并不打算搬到太远的地方。实际上，在记者采访的众多唐家岭租客中，小薛的工资并不算低，但每月有3000元收入的她依然选择用最少的钱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2000年之前，小薛所居住的唐家岭当地村民跟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靠天吃饭，靠地生财。先后种过水稻和冬枣，但单靠种地很难致富，很多村民弃耕外出打工或经商。但在2000年以后，唐家岭人迎来了发展的“拐点”。中关村科技园的成型，加之与村子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逐渐发展壮大，唐家岭迎来了第一批租客。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唐家岭，让这个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村子发展成了5万多人的“城中村”。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万~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告诉记者，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样多的人口居住条件恶劣，现状让人担忧。

　　逃离市区的新“蚁族”

　　就在小薛搬出唐家岭的同时，连续看了5套房子的李梦颖(化名)决定搬离市区，住到通州。“我也被高租金驱逐到五环外啦！”她这样解嘲。

　　前两天，在南二环附近陶然亭住了两年的李梦颖接到房东告知，如果续租房租要涨600块钱。十分不解的李梦颖跟房东理论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市场行情都这样”。

　　“破得要命的老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居然敢要2800元！”李梦颖咬牙切齿地告诉记者，“房租就跟惊马一样，快得拽都拽不住。”为此，她选择了远在郊区的房子，房租1800元，但她付出的代价是必须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出门。

　　李梦颖显然并非个例。“约有30%左右的租客因为租金上涨不得不选择偏远的地区，或是房屋品质稍差的房源进行租住。”搜房网分析师韩晓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

　　“现在找房子和找工作一样难。”人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王钰(化名)苦笑着告诉记者，宿舍里敏感的话题几乎都跟房子有关。整个端午节的假期，王钰都用来找房子。由于刚开始工作，还未正式签约，她的月收入几乎为零，因此对市区里动辄上千元租金的单间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也有同学租到了昌平，只要有地铁，大家都宁愿多花时间少花钱。”王钰最终在苹果园找到了一个月租金600元的单间，对她来说，住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虽然不便，但毕竟房租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在多数富裕人群看来，北京市这一年间平均上涨的500元房租或许还不够一顿饭钱。但就是这区区500元，却让众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走向了郊区、走向了城市边缘的“蚁族聚集地”。

　　蔡金水认为，对于低收入群体，用人单位应该支付住房补贴或提供集体宿舍。与此同时，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廉租房与经济租用房，争取覆盖到更多的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形成以保障房为主、商业房为辅的格局，这对保证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据公开资料，2010年北京住房建筑用地50%以上将用于建设政策性住房，并且将建设一批月租金在500元~1000元的比市场租金便宜20%以上的公共租赁房。但愿这一计划能让夏斌、小薛、王钰们早日得到安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