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7日电 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为佐证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为彻底否定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神创人”学说，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证据。

　　今天的北京日报报道说，遗憾的是，62年前，“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二战中神秘失踪，这成了科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界为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而努力不辍，线索众多且扑朔迷离。最近，随着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京人”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北京人”究竟是怎么失踪的？“北京人”的下落又有哪些新线索？这些问题，牵动着无数关爱“北京人”的人们的心。

　　——“北京人”是如何被发现的

　　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介绍说，关于这个问题，贾兰坡先生在其著作《周口店发掘记》一书中有过详细的介绍。其实，“北京人”化石的发掘与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探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逐渐为一些科学家所关注。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但要证明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还必须寻找更直接的证据。而古人类化石则为研究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从此，科学家们便开始执着地寻找古人类化石。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科学界相信人类起源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升起，挡住了由南边的印度洋随海风吹来的潮气，使得山北面的气候变得干燥，森林变得稀疏，在那里生活的古猿不得不下到地面生活，不得不用双手谋生，改用两条腿走路，变成了人。于是，不少探求人类起源的学者把眼光投向亚洲中部，纷纷组织和参加考察队前来工作。当时，有一位瑞典的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工作，他作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业顾问，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他对寻找化石很有兴趣。1918年2月，他偶然从一位在北京教书的外国人那里了解到，距离北京大约50公里的周口店村附近有动物化石。1921年夏，安特生安排他的助手师丹斯基一起来到龙骨山发掘化石，他注意到龙骨山石灰岩溶洞的堆积物里，有一些白色的破碎石英片。1921年和1923年，安特生和他的同事挖掘出了许多动物化石。根据那些化石可以判断这里的堆积物是大约50万年前形成的。1923年，研究人员将所有挖出的带着化石的土石块运去瑞典修理，1926年，在瑞典修理出来一颗人牙，这颗牙的主人比较年轻，足以认定属于人类而不属于猿。周口店的这个发现，令世界震惊和兴奋。许多对研究人类起源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都将目光投向周口店。

　　这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主任是加拿大人步达生教授，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用于在周口店进行发掘工作的经费。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他决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以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为周口店发掘项目的名誉主持人。1928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现场由刚从国外归来的杨钟健负责。那年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还有1927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本来，地质调查所已经聘请杨钟健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但是他生病了，1928年春天仍未痊愈，周口店不能及时开工。此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便叫裴文中去周口店当杨的助手。1929年，杨钟健因去山西、陕西研究华北的地质，翁文灏便叫裴文中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这一年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裴文中发现了一个一半露在外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的猿人头盖骨。这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2月6日，裴文中将用旧棉被包裹好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像带一件普通行李那样，把这件宝物送到了北京。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连续发现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发现的意义

　　吴新智表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引起了比发现牙齿更大的惊喜。在此之前，人类历史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更早的人类化石不是没有发现，就是存有疑点。

　　从1929年起，裴文中就注意到从猿人洞出土的土石中，有不少破碎的石片和石块与一般天然破碎的不同，好像是猿人故意打制的。1931年，从法国请来了当时研究旧石器的权威学者步日耶，研究了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那些破石片，肯定了其中有人工打制的石器。同年，步达生发表论文，公布了中国协和医学院和法国巴黎博物馆分别做的实验，证明从猿人洞里挖出的黑色物质是人类用火后留下的遗迹。所有这些都表明，北京猿人已经脱离了猿的范畴，不愧为人类的一员。北京猿人能制造工具，也符合20世纪前半叶流行的人类的定义，即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因此很快便被接纳进了人类大家庭。在“北京人”被发现之前，比较确切的直立人化石只有爪哇猿人。1912年，又发现了所谓的“皮尔当人”。当时认为，两者年代相仿，而“皮尔当人”的头颅已经很接近现代人，正好符合当时某些人认为的人脑的进化应该走在肢体前面的设想。而爪哇猿人脑子既小，又缺乏伴存工具的支持，便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科学家们对于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见解，处于相当混乱的境地。“北京人”遗址轰动性的发现，以其丰富的材料，解决了爪哇猿人化石悬而未决的争议。爪哇猿人也就因此“沾了光”、“平了反”。同时，“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也确立了达尔文学派从猿到人进化的理论。到上世纪50年代，“皮尔当人”骗局被揭穿，“北京人”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地位，便更加稳固了。

　　因此，“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是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人类演化的历史记录在尼安德特人基础上，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吴新智说，“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引起，并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这是客观事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领北京，那时日本人因为顾忌到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的财产，悬挂美国国旗，没有进去搜寻保存在其中的北京猿人化石。1941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眼看战争很难避免。为了确保这些珍贵的标本不会落入侵略者手中，必须将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工作人员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在附近找个地方把标本隐藏起来；二是运到重庆大后方；三是运到美国暂时存放。前两个方案都不妥，第三方案比较可行。但是当初为了进行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曾经有过约定，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研究员由它提定，但标本不得移出中国。为采取第三方案，协和医学院的负责人与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多次协商，最后取得同意。于是在1941年2月初，将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国。但是，由于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此时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猿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了。

　　1937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等。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失踪。

　　——“北京人”的失踪不仅仅是一个悬案

　　中国学者周国兴认为，把“北京人”化石的失踪仅看作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悬案或一个谜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认识寻找失踪的“北京人”化石的意义，首先应该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人”化石的失踪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一次重大掠夺和破坏。因此，日本在“北京人”化石的失踪上负有严重罪责。如果仅仅把它的失踪看作是一个悬案，就会给人以误导。正因为日本有罪责，因此，寻找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就不仅是中国科学界的事情，更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曾说过：“北京人”是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的。但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日本军。既然“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是日本侵华罪行造成的，那么，本着对人类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日本政府应该为找到失踪的“北京人”化石负有主要责任。

　　——寻找“北京人”有何重大意义？

　　中国学者高星表示，失踪多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人类祖先的原始标本，其文物和科研价值极为重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对研究人类起源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人类进化史中，“直立人”这一演化阶段的基本知识基本上是根据“北京人”化石材料建立起来的；关于“直立人”的体质特征、技术能力、生存方式等的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北京人”化石的基础上的。由于当时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原始标本的研究时间较短，许多珍贵的科学信息还未来得及从标本上提取出来，后来的许多研究结论多是根据模型作出的。而模型虽然是真标本的复制品，但决不能完全取代化石真标本。即使是再逼真的模型，也还会丢失一些原始信息，包括骨组织结构和细微的形态特征。况且丢失的不仅是几具头盖骨，还包括许多肢骨和体骨化石，而这些部位的化石是没有被做成模型保留下来的。所以，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化石，我们就可以利用许多现代高科技手段和精密仪器对其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更好地把“北京人”化石的科学价值充分发掘出来，解决目前古人类学研究中的许多热点难题。因此，有关“北京人”的任何搜寻线索都不应错过，任何可能性都应认真加以剖析研究，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

　　周国兴表示，“北京人”化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对“北京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研究，展现了人类远古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它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寻找“北京人”化石，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共同的努力。寻得已遗失的“北京人”化石，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化石本身，而且还在于踏上了寻找化石的航程，从所经历的一切中获得巨大的教益。

　　——“北京人”在北京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学者杨海峰表示，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文化脉络渊源流长，博大精深。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则是北京文化的源头，在北京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

　　在“北京人”化石被发现之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猿人等，凡说明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理论都还是似是而非，甚至被认为是奇谈怪论，许多人不相信中国的土地上存在有人类远古文明。周口店龙骨山众多“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及其遗址，使一些不相信进化论的人改变了看法，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文化是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文化为源头，“北京人”的主要文化成就是学会了制造石器等工具，并学会了用火与管理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猿人洞”，距今50至70万年前。北京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67年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南山坡上发现了“新洞人”遗址，“新洞人”生活在距今10至20万年前，他们的活动地域也较“北京人”时期更为广阔，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在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猿人洞”顶部的一个洞穴中，还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他们生活于距今1至4万年前。从人类进化过程来看，他们已经是智人的晚期阶段，比“新洞人”更为进步，在身体特征方面和现代人已经没有明显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约距今1万年，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人类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房山塔照镇江营遗址就是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入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原来的燕国被分为六郡，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在蓟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

　　隋唐时期，蓟城在中国北方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的涿郡和唐的幽州都以蓟城为治所，因此蓟城又被称为涿郡或幽州。后来金灭辽后，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登上皇帝宝座，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定名中都，成为北京都城文化的开始。从以上清晰的北京文化沿袭脉络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北京文化史之根、之源，堪称“根祖文化”，在北京文化史的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意义，彰显了北京城久远深厚的文化底蕴。

　　周国兴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世界级文物，是人类的瑰宝，它在北京被发现，也是北京拥有悠久人类文明史的明证。北京的人文资源非常丰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将为展示北京人文资源提供了大好机遇。“人文奥运”是这次奥运会的三大主题之一，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产，为人文奥运更是增添了丰富而光彩的人文内涵。毕竟，奥运会的内涵也不仅仅是体育运动，还有深厚的人文意义。希腊是世界奥运会的发源地，中国与希腊不同，中国有久远的文化历史，“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更为北京这一地区拥有远古人类提供了证明。而且，据有些科学家推测，“北京人”与奥运精神也有着某种契合性。“北京人”的狩猎活动是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北京人”在长期追踪动物、快速奔跑的狩猎活动中，竞技活动逐渐形成。这种狩猎活动被看作是人类最早的竞技方式之一。

　　——北京人”下落之推测

　　高星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人”化石的下落一直为各国人士所关注。上世纪末，以“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为首，部分科学界和新闻界人士一度掀起寻找“北京人”的浪潮，被称为“世纪末的大寻找”。至于说失踪了的“北京人”化石在韩国的可能性，在没有进一步研究核实的情况下不能被排除。在东南亚地区，多年来一直不断传出日本当年战败撤离曾埋下大量宝藏的传闻，甚至一些国家的人们还曾就此进行了挖掘，但最终证实大量传闻都是子虚乌有。关于“北京人”在韩国的推断，最起码需要进一步核实有关韩国釜山的这段历史。从理论上来讲，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转移到韩国，是有可能的。但在没有进一步核实调查前，这个说法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但这种推测毕竟为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提供了新的搜寻思路。

　　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虽然众多且扑朔迷离，但从总体上看，“北京人”的下落主要存在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北京人”已不复存在。依据已故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推测，当时日美刚宣战，野蛮的日本兵会将怒火发泄到和美军有关的一切物品上去，当时装着“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又是封在有美军标志的箱子里的，在劫难逃的可能性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的日本兵大多都很野蛮，日本宪兵开进协和医学院时，为了征房，就曾将仓库内保存的大批书籍和化石烧的烧、砸的砸，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在这些侵略者眼里可能是一钱不值，被毁掉了。

　　第二种可能性是，“北京人”葬身海底。一种说法是“北京人”化石被装载到美国“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上，该轮船在驶离中国海港的时候被日军击沉。另一个说法是“北京人”被装在一艘名为“阿波丸号”的日本巨轮上，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第一种说法可能源于据携带“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原定在1941年12月8日在秦皇岛乘坐“哈里逊总统号”驶回美国。但据记载“哈里逊号”根本没有到达秦皇岛，而是在从马尼拉驶向中国的途中被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入海口附近搁浅。因而“北京人”化石不可能随该船沉眠在海底。

　　第三种可能性是，“北京人”化石还在陆地上的某地。而存在于中国或日本的可能性最大。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埋在中国的某地，因为“北京人”化石是在中国出土并装箱的，假如化石在没有被运出去的前提下就还在中国。有人说埋在天津的某个地方；还有人说是埋藏在北京日坛公园的地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曾对日坛公园的地下作过地球物理勘察，并对勘探发现的异常地段进行了发掘，但没有任何发现。另一种情况是假如化石被运出去，一个去向是美国，曾经有人声称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看到过“北京人”化石，后经证实美国拥有的只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模型和爪哇人化石。另一去向就是日本。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日本人也非常重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日本人之所以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借“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来提升其霸权地位，并为其侵略亚洲提供合法性根据。据最后将“北京人”化石装箱的胡承志老人推测，“北京人”化石很可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时，裕仁天皇就“北京人”曾做过如下批示：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北京人”失踪前，日军多次派所谓的“学者”和密探一直盯住“北京人”，千方百计想搞到它。“北京人”由胡承志先生移交给美国人后，转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几乎全被日军抓获，他们难保不会交代出“北京人”转移的秘密线路。当时日本还指派了一个名叫锭者的大侦探，负责搜寻“北京人”。大约在两个月后，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据传，当时还特地叫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人类学家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此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日本人突然停止追查，这正说明日本人很可能得到“北京人”化石，否则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军夺到“北京人”化石之后，“北京人”化石不可能再流到民间。因为日本人深知“北京人”化石的重大价值，日军保管和运输肯定极其秘密，再加上日军当时占领的中国北方地区，没有什么大战役，“北京人”不可能在激烈交战中遗失。这也是“北京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并被藏在日本的主要依据。

　　高星说，目前，尽管有关部门也对一些线索进行跟踪，但都没有什么进展。有关“北京人”的下落，多年来虽然媒体已有相当多的宣传，各界学者也是呼吁不断，但寻找“北京人”的努力，仍大量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口头上的宣传呼吁上，付诸实际行动还是太少。寻找“北京人”，单纯依靠来自民间人士或学者的呼吁，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涉及到如此重要的文物和科学材料，尤其是涉及到外国政府和人士，需要政府切实重视并进行组织性工作，例如涉及到日本、韩国等的搜寻线索，就非得采取外交途径不可。

　　——“北京人”命名的由来

　　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的加拿大人步达生教授，于1927年12月发表了一本专门著作，他根据在周口店发现的3颗人牙，为50万年前在周口店生存过的那种古人取了个学术名称，翻译成中文就是“北京中国猿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个学术名称后来改为“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和“北京人”都成为其通俗名称，前者更能表达他是与现代人不同的人。

　　——20世纪北京周口店考古发现大事记

　　1921年8月，中国北洋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北京猿人”遗址。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1928年，杨钟健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聘请步达生为名誉主任，派遣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1931年4月，裴文中主持发掘周口店遗址的“鸽子堂”洞穴。

　　1933年，裴文中主持发现比“北京人”年代更早的周口店第13地点和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及其葬地。

　　1936年10月至11月，贾兰坡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3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1949年，在裴文中指导下，由贾兰坡、刘宪亭负责恢复周口店遗址的发掘。

　　1966年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一头盖骨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