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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爵杀人动机没一条像样的“理由”

2004年05月11日 09:32

  马加爵为什么要杀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一条像样的“理由”。

  因为“他们说我打牌时作弊”了,受歧视了,所以杀人了。这是个“理由”吗?能站得住吗?若这一“理由”能成为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杀人案”将要成千万倍地增长,为什么?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这类“他们说我打牌时作弊”属于“言语不慎”之类的玩笑话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最为普通不过的了,实在是“防不胜防”的了,将其作为“杀人原因”来分析实是匪夷所思。所以,即便是三亚警方,在审讯马加爵后也对其供认的因打牌发生口角就杀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些媒体竟这样“惊称”:“世界上居然有如此荒唐而进行的谋杀”!

  此外,因为马加爵是从农村来的,生活贫穷,是“弱势群体”,是“不成功者”,受歧视,受不了了,所以杀人了。这“理由”同样荒唐。从农村来的、生活贫穷的大学生几十万、几百万之多,是杀人的“理由”吗?更何况,就马加爵本人来说,生活只能说相对“穷”了一点,对于他的同龄人来说,他简直可以说是一名“成功者”,若是从他个人的成长历程的分析中,他亦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的“逆境”中长大的。

  所以,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的《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中指出的“我认为,导致他杀人的,不是因贫困而引起的自尊问题”这一结论。

  所以,从迄今为止的对马加爵杀人的“理由”(或“动机”)的分析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或“动机”)。“马加爵杀人案”的“不可思议性”、“怪异性”、“荒诞性”用什么犯罪心理学的“犯罪人动机理论”都解释不通。

  所以,我认为,还得从更深的社会心理层次和国民心态层面上去解释“马加爵杀人案”。

  “马加爵杀人案”凸现了在我们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珍惜人生的价值,不重视生命的意义,“人权意识”极其淡漠。

  人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又是什么?对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老掉牙”的课题,然而说句实话,真正理解的人又有多少?尤其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认识更是如此,在我们社会中作践人的,作践人的生命的,作践人的尊严的,视生命为儿戏的,简直是太司空见惯了,自残有之,轻生自杀有之,铤而走险的有之,“人的意识”、“生命的意识”、“人的价值的意识”以及“人权意识”真还不是一般的薄弱,不怎么注意维护、尊重、捍卫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包括有文化的、年轻的大学生(甚至包括这个马加爵),而且,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內,我们的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

  马加爵这样对他的姐姐说:“现在我对你讲一次真心话,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100年后,早死迟死都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老是钻牛角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想这个问题想不通。王菲有一首歌,歌词是:‘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在他看来,既然早死迟死都一样,那么,身边的人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差别?马加爵对人的生存权就是这样的认识,对人的生命意义就是这样的“钻牛角尖”,当他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时,他就这样随意地轻易地置人于死地。

  荒唐不荒唐?实在是太荒唐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然而恰恰在当代的天子骄子的大学生身上发生了。

  马加爵为什么为了“一点小事”就杀人,确实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在这一杀人案背后很是凸显我们这个社会漠视人、漠视人的生命价值这一“社会病”的可怕性。

  我想,不仅仅是“马加爵杀人案”,在其它的一些震动社会的突发性事件中大都有这个“社会病”的影子。

  我们社会所患的这个“社会病”,真还是“病得不轻”啊!

  “马加爵杀人案”凸现了以缺乏社会责任感为主要特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破坏性”和“杀伤力”。

  社会剧烈的变化使我们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这批人有两大特点:一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对自己的工作、所属的群体、所生活的社会应该承担的任务、所尽的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心目中没有(或者分量极其轻微)国家,没有社会,没有集体,没有家庭,没有他人;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人眼中,“我”这个字被抬到了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类人不关心他人,不考虑别人的需要,其行为只由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由于这两个特点的“结合”,使一些诸如“过于自尊”与“过于自卑”,“过于骄横”与“过于无能”、“过于放纵”与“过于顽固”等“人格负因”,深深地“埋植”于“自我中心者”的心灵深处,谁只要触动了“自我中心者”的这个“我”字(如触犯了他的面子,伤了他的自尊,或是侵犯了他的利益),这些“人格负因”就会立即无限地、不顾一切地“极度膨胀”起来,“刺激”和“反应”之间绝对不成比例,他的整个思维活动、行为方式都为这个“极度膨胀”的“我”字“服务”,这时,这个人的精神会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状态,会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集中到“一个点”上:那就是怎么报复,怎么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而且怎么让自己的报复行动“策划”得不被他人发现……至于后果是什么,对社会、对自己、对他人会发生什么影响,自己的“报复行动”是不是真的是天衣无缝,统统都被这个“极度膨胀的我”所掩盖,所遮蔽(在犯罪心理学上称“思维狭窄现象”)。

  马加爵之所以会如此残忍地杀人,显然是与马加爵早年形成的这种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之人格特点分不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马加爵来说,他只要稍稍考虑一点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包括自己和被害的同学)是多么不容易,自己这么贫穷的农民家庭还将自己培养成大学生又是多么不容易,他就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回报”社会和自己的家庭,然而马加爵就是这样做了,在某些情况下,“以自我为中心”的“破坏性”、“杀伤力”就是这么的大!

  “马加爵杀人案”凸现了当今“社会心态孤独冷漠症”的可怕。

  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好斗”,变得“六亲不认”。

  如今,则是至高无上的经济利益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狼与狼的关系”。

  的确,我们这个社会患了一种“社会心态孤独、冷漠症”,人与人之间缺少同情、温暖、友情、温情、关怀和相互帮助。

  “社会心态孤独、冷漠症”后果将会怎样?会使人们对社会感到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冷漠”,对社会的发展失去信心;会使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越来越“冷漠”,产生世情淡漠的错觉;会使人们产生种种不负责任的或反社会的社会行为:既然社会不肯对我负责,我也不必对社会负责……总之,作为人的精髓的良心丧失之后,就会无恻隐之心,无同情之心,无助人之心,无公正之心,人就因此而丧失了人性的善良,变得更加自私、封闭、敏感、孤独、麻木、脆弱、偏激,甚至残忍。两年前,曾经有一位同样有着光明前景的清华学子刘海洋,只“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就冷血地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一位网友在看了王克安先生的《“马加爵案”的一审宣判值得“大快人心”吗?》文章后引用了特雷沙修女曾说过的一段话:“世界上比贫穷更可怕是的孤独和冷漠。”

  的确是这样,在马加爵人格“深藏不露”特点背后就凝聚着这种“社会心态的孤独、冷漠”,他缺乏社会对他成长需要的关系、热忱和温暖。他的母亲李凤英说:“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对社会的孤独、冷漠,对学校的孤独、冷漠,对同学的孤独、冷漠,因而在极度压抑的情绪冲动支配下,就变得极度无情、极度残忍,精心设计了杀人计划,逐个用铁锤突袭4个同学,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四个同学,把尸体放到衣柜里。

  只是在马加爵生命的最后,他终于认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情”,但是,这一认识太晚了。

  “马加爵杀人案”凸现了我们的社会不善于化解社会发生的矛盾,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不善于化解自身的“不满情绪”。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说:“马加爵杀人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绪型犯罪”。

  “情绪型犯罪”说得对,“比较典型”说得就不怎么太确切了。“情绪型犯罪”总是与“冲动”相连的,但是,分析“马加爵杀人案”全过程,马加爵既不为财,又很冷静,没有冲动的迹象,从行为方式看,思维逻辑完全正常,“十分理智”,“很有智慧”、“计划亦极其周密”,这些特点与“冲动”无关。所以,我将“马加爵杀人案”说成是一个“智能性的情绪型犯罪案”(这一概念是我的“发明创造”)。

  “智能性的情绪型犯罪案”的犯罪特点是:犯罪者在社会中因自身受到的挫折所产生的“各种不满情绪”慢慢地“积累、叠加”,逐渐形成一种“与社会势不两立的反社会情绪”,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转化成“试图‘一鸣惊人’的反社会行为”,在遇到“突破口”之后迅速爆发成“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

  马加爵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少挫折?谁也说不清楚,有的是“真挫折”,有的是对他人来说是说不上是挫折的挫折,有的则是“假挫折”,有的还是将要遇到的挫折……(譬如,一位姓夏的网友在与青少年专家孙云晓先生在“网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有更深层次的杀人动机:首先他是贫困生,毕业后要还贷款;第二现在找工作很难,尤其是没有关系的农民,何况他学的专业就业面较窄;第三从今年开始读研究生也要交学费了,即使他考上了,还能读得起吗?第四他杀的全是与他同样情况的贫困生;第五他曾要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为什么是南方周末?因为这家报社最敢于报道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综上所述,马杀人的动机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挫折”面前,由于马加爵理解不了这些“挫折”所产生的真正原因,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又缺乏足够的认识,自身又缺乏化解这些“挫折”的能力,更缺乏将这些“挫折”宣泄出去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社会又将共产党起家的“思想工作”之宝丢弃了,而我们的学校重视的又是“考试第一、唯功利至上”的教育模式,再加上马加爵自身诸多的人格负因:如极端的自我中心、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冷漠、爱钻牛角尖、小心眼、不善交往……因而因无数的“挫折”产生的“不满情绪”之“能量”,在马加爵身上便一点一点地累积,一点一点地叠加,一点一点地强化,残忍的犯罪行为便是这种“长期蓄积的能量”的爆发口。还必须提出的是:“无文化人”的这类“情绪型犯罪”是以“简单的人身暴力犯罪形式”出现,而“有文化人”的这类犯罪则是以“智能型暴力犯罪形式”、“理智型暴力犯罪形式”的特点出现,其破坏性一点都不比“简单的人身暴力犯罪形式”差。

  (来源:人民网,作者:邵道生,原题:《“马加爵杀人案”的社会心理层面之“参考性分析”》,有删节)

 
编辑:余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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