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老马家是个大族，曾叔祖辈的马贞儒老先生，曾在武汉“两湖书院”做掌教。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这位方正而古板的老爷爷。我祖父这一房排二，排大房的没有男继承人，二房有义务献出长子过继到长房。父亲过继之后，称他大伯为父，亲生的父亲、母亲改称二叔、二婶了。时移世易几十年，父亲都同亲生父母一起居住了，但是称谓却不改过来，一直到“二婶”终老之日。

　　父亲有两个亲弟弟，哥儿仨提起祖母时，又称她老人家做“大大”，“阿大”。这种叫法，我一直没有弄明白。20年后，我在东莞做农民，当地人称母亲为“阿大”，发音是“搭(da)”，祖母是东莞人，莫非有不忘乡音之意？

　　尊称“大大”，祖母确是一家之主。祖父是标准的“二世祖”，从小靠父母抚养，婚后也不事生产，吃祖母的陪嫁而已。他的命好，妻子的嫁妆吃完了，儿子又能接上班。1925年父亲成名后，接祖父母去供养到1957年祖父去世，这位马老太爷好像从没有赚过一块钱。

　　祖母的个子小小的，三寸金莲小得一步难迈五寸，但是腰板直挺，连坐姿也从不见东倒西歪。她在民国初年是广州少有的女教员，刚时兴不久的洋学堂，祖母去做学监，也教国文。年纪小的叔叔也跟着念过书。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但是，祖母的意思倍受尊重。父亲成名后，祖母为他选了一门亲事，见过世面的父亲20多岁了，对传统的盲婚哑嫁极不乐意，不过终于奉了父母之命，娶了王小姐进门。

　　此后十几年，父亲在广州、香港演出，名气越来越大，收入颇丰，我的二婶做大家庭的管家，每年“家用”已是十万大洋，在30年代算一笔可观数目。在祖母眼中，父亲的名和利，都不令她怎么开心。马家、王家可算书香门第，再红的粤戏演员，在老人家眼中也不是正经行当。30多岁的父亲，在祖母眼中永远是个孩子，作为有修养的母亲和老师，她不用开口反对什么事情，聪明的儿子，对母亲的好恶一清二楚，既然“不幸沦落梨园”而不是杏坛，父亲只好在戏台之下还自己一个读书人的本色。

　　父亲是名演员，后来还自己组成剧团做了班主，平日对方方面面的应酬，三头六臂也应接不暇，他干脆闭门读书，宁可交结一些文化人士，动笔写写戏本。30年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偶然见到父亲一份履历，他在职业一栏中填的是“编剧”两个字。比起演员的名和利，编戏似乎微不足道，但是父亲看中编剧的文人身份。他案头一方闲章，上边刻着“学而优”三个字，有点自嘲，始终不忘学子出身，也使祖母略为宽慰。

　　1960年，我放假回家(当时父母已离婚，我住母亲家)，去探望祖母，拿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证，祖母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看了又看，抬起头望望我说：“盛仔，你生日是3月13日？”“对呀，农历2月13日嘛！”

　　“不对吧，我记得是2月12日的，阿曾(祖母一向叫父亲小名)，你记得吧？”“对，您记得清楚，是2月12日。”我一下子愣住了，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竟然从一年级错到五年级，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从户口簿到学校的注册，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哪怕差了一天，也是我人生记录的错误，只好希望祖母记错了吧。

　　“阿绊，您也记得不清楚？”她微笑答道：“别的事情会忘记，孙子的生日，几时几刻也记得清。”“那我是几点几分生的？”我的牛脾气上来了，谁让我属牛呢？

　　“没大没小，怎么和阿绊说话的？”父亲不高兴了。

　　来源：南方日报 节选自《儿子眼中的红线女和马师曾》 文/马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