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企业家》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界一直不习惯参与汇率、利率、税率、油价等大的宏观政策的讨论制定，但这一次他们将为自己的沉默付出巨大的成本

　　中国可能正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又一次货币政策被动大选择，中国的企业界这一次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沉默成本——10年后很多企业可能因此将不复存在。

　　关于人民币币值及汇率自由化，国际上已经议论多年，但2001年中国入世后，实实在在的官方压力一步步加强：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一直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接着欧盟也发出类似的声音，直到6月6日美国财长斯诺首次要求人民币放弃与美元挂钩并实行浮动。当美国加入到全球俱乐部的升值大合唱中来的时候，中国恐怕已别无选择。

　　美国近30年来每10年就会操纵一次全球性的货币战争，使潜在的经济挑战者失去挑战能力。1985年它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致使凶猛的挑战者日本从此掉入“10年衰退”至今没有爬出来；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东亚、东南亚各国一夜之间丧失了“新兴势力”的势头；2003年起，美国又开始逼迫欧元升值，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开始了它的又一轮全球性的“弱美元”货币行动，中国与欧盟首当其冲。

　　假如升值是无法避免的，但升值的时间、幅度、方式，却存在选择的空间。这正是企业界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

　　在国际上，企业界在币值汇率调整中，一般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美国的企业界习惯直接发表看法并通过国会施加影响，他们对减税政策在报章上发布广告。在他们眼中，油价、税率、利率、汇率，都是攸关自己的大事。他们是全球化公司。这一次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实行多年的强美元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工商界在大选前的诉求与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当欧元被迫升值，欧洲企业界却没有大声抗议或抱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说，欧洲大公司格外平静，是因为它们早已预测到会有这一天，因此大多已做好“避险”准备。摩根斯坦利调查了500家欧洲公司，粗略计算，欧元对美元比价每上涨(或下跌)10%就会导致欧洲公司的利润下降(或上升)3%。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采用了以美元定价的全球采购体系，许多公司还使用了套期保值等金融手段，从而降低了欧元升值带来的损失。

　　多年来，中国的企业界一直不习惯参与汇率、利率、税率、油价等大的宏观政策的讨论制定，习惯把决策权留给政府。2003年3月，在亚布力论坛上，本刊曾做过一个关于汇率、利率、税率、油价的调查性采访，大多数企业家的反应都不甚积极——“全球央行换行长？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政府和学者们考虑的事。”

　　不表达并不等于不关心。税率让他们如鲠在喉。油价占成本很大一块。汇率牵涉到每一笔进出口生意。假如人民币被迫像“广场协议”下的日元那样大幅升值，建立在成本优势上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恐怕要重新构建；这一关过不了，不少企业很可能就此不存在了。——但他们已习惯了用暗中的“对策”来应变：通过私下的讨价还价的“运作”，寻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个别”、“特殊”、“例外”，来保护自己。

　　但是，SARS让企业界发生了一些变化。SARS期间的政府首次大范围启用减免税救市政策，却让企业界体会到了“政策虽好，效果不理想”：“整个旅游业没有营业额，自然就没有营业税，再出台减免营业税，管什么用呢？”SARS刚过，一系列地产政策的出台，使地产业者在骤然感受到“冬天”的同时，也痛切感到了公开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司法解释、央行通知，出台前缺乏与业界的沟通，有些政策明明没有操作性，有些政策明显是外行”，“地产商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说假话是对政府和自己的不负责任”。大家开始明白，经济政策本来就与企业息息相关，发表意见只会推进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最关键的是企业的声音，在构建新型良性的政企关系的努力下，越来越可能被听到甚至采用。

　　中国已是全球一员，无法不听取别的经济体的意见，但是，在采取行动前，更应该听取中国企业界的意见。企业界对WTO谈判细节无知的后果，现在才逐渐开始显现出来。温州打火机厂商在“突然”遭遇欧洲反倾销后痛呼：假如早一点知道入世谈判细节，本来可以有两三年时间调整的！

　　但愿这一次币值调整，企业界能够参与进来：

　　一、认真评估人民币浮动升值对自己企业的影响；

　　二、积极寻找合适的管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建议；

　　三、现在就着手，筹划本企业“避险”对策。

　　(稿件来源：《中国企业家》，作者：牛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