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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房，指一个公房拥有者购置的私房。在公房不能自由买卖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过上了“二房”生活。这是体制之弊，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留给城市人的最后烙印。随着公房上市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二房”所衍生的生活形态将很快消失

　　本刊记者/李径宇

　　郑智化很早前唱道：“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正如这歌里所唱，10多年来，公房成了许多中国城里人背上的壳。经济条件差的，想把它变成现钱，自己搬郊区去住；富有的，把它视作该处理掉的累赘；而不穷不富又对物质生活蠢蠢欲动的人，也盘算着将它换购一套高尚住宅。

　　渐渐的，许多人开始奔突，开始逃离公房。他们买了新的房子，过上了“二房”生活，并渴望着有一天，公房可以自由交易，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迁徙。

　　偷偷摸摸的“二房”生活

　　居者有其屋，一直是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一个朴素理想。但是，当公房的产权尚不明晰，名义上你只是它的租用者的时候，你可以住，却无权出租，你只好与它保持暧昧关系。

　　李挺是典型的北京人。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前院是父亲单位的办公楼，后院就是该单位家属楼。以前两个院子是相通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两院中间隔了堵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习惯绕道而行，都骂领导多此一举。后来，大家看着家属院里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的陌生面孔后，终于明白了领导的良苦用心。

　　家属院里，许多人家悄无声息地搬走了。他们走后，房子多半由其亲戚照管。房东们经常会领一陌生人告诉门房大爷，“这是我的亲外甥什么的，您多关照。”门房老大爷有一天告诉李挺，这个家属院以后可没法管了，将近1/3的人是房东亲戚。

　　李挺知道，那些所谓亲戚，实际上是租房者。

　　住在机关大院的人们，心照不宣地把自家的公房租了出去。怕单位为难自己，所以都撒了谎,这成为中国城市里一度盛行的公开秘密。所以，那个时候，公房出租处于一种半地下状态。

　　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是公房最多的城市，央产房和市产房一共有200万套之多，所以，北京拥有“第二房”的人也最多。10多年来，他们过的是一种尴尬生活，他们内心里一直认为自己只有一套半房子——公房对他们而言只有一半的支配权。直到今天，中国的公房问题还在影响着这部分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正是由于“二房”的出现，中国房地产萌发了市场化的苗头。

　　“二房”拥有者的四次搬家

　　北京华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田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小的时候，看见有同学家搬进了新房，就非常嫉妒。事实上，最初拥有第二房的人，就是在自己的谎言和别人的艳羡中过上新的生活。

　　田健介绍说，建国以来，中国城市进行了四次居住革命。第一次就是公房分配。刚建国时，城市里有很多私有房，基本都是平房，国家将这部分房子征为公有，然后分给单位职工。

　　后来，由政府主导下的市政建设开始，楼房出现，而最早得以从平房搬进楼房的是部分政府官员。由此，公房大都从平房变成楼房。这一时期，如果父母不在“公家”或其所在单位没实力的人，就只能眼睁睁地望楼兴叹。在一定意义上，公房分配的不公导致了城市人的结构分层。

　　后来，一些实力稍弱的单位开始组织职工进行集资建房。无序的工地建设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遍地开花，房地产以计划经济的形式畸形发展。这一时期，城市里出现了大规模拆迁运动，许多平房被夷为平地。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真正的商品房出现了。原来政府统一规划的公房，在商品房面前相形见绌，弊端百出。在北京，比较早的两个大型商品房开发区是方庄小区和亚运村。这两个地方，吸引了刚刚从市场经济中获利的那部分人——他们当年并没有分到公房的权利。同时，一些单位在这里集体购房。就从这时起，有人开始在公房之外悄悄购置了第二房。

　　第二房的大规模出现，是政府在1999年取消福利分房后开始的。这一时期，城市房屋多种形态并存。拆迁的居民不断换房，有的住进了经济适用房，有的买了商品房，也有的加入了单位的集体购房。1999年后，购房者有一句口号叫“逃离方庄”，因为此时方庄等最早开发的商品房已显得布局和户型都相对落后了，人们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置业，此时，公房无法公开买卖，只有节衣缩食去买第二房。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N套房子。有人是从单位分了多套公房，也有人是有钱后买了几套商品房。对他们而言，公房都属于第一套房，私房都是第二套房。

　　第一套房，是身份的标签，第二套房则是财富的象征。

　　第二房以及第N房的向往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潘石屹，关注公房命运已经很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当初公房的分配体制如何不公，都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快刀斩乱麻，尽快给它划一个句号。

　　在潘石屹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城市出现过很多的“换房者”。那时候，一些人已经从机关走向市场，单位地点变了，而且可能三年两载就变一次，原来的公房离新单位远了，此时，公房没法卖，所以只好和别人置换房子。换房者从东城换到西城，就是图个上班方便。

　　潘石屹说，这好比用你家一头羊，换回我家一头牛，是社会交易的最初始形式，这种实物交易，并没有给社会造成财富。

　　好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市场经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对居住条件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他们购置第二房。按田健的观点是，第二房的出现，其实并不是人们有多富裕，而是人们的消费观念变了，就算刚有点小钱，也敢于提前消费。

　　田健认为，影响公房交易的关键原因，不全是市场规范与否，同样取决于业主的消费观念。在这方面，上海人显然要比北京人超前许多。比如，上海人有套买价25万的房子，如果能卖25.5万的话，他就会卖掉再买新的。但北京人现在还不认同。相对应的一个数据是，去年，北京销售房子2000万平方米，其中，二手房交易才占5%，但上海二手房交易要占到总交易量的一半。而在国外，二手房要比一手房交易量大。

　　中国的房地产是从1999年才真正进入市场化的。到现在，尽管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公房可以买卖了，但相关的计划经济壁垒依然妨碍着它。不过潘石屹认为，公房时代将很快结束，因为“整个中国都在市场化，大政策具备了，剩下的只是配套市场。”

　　“对你来说，一个房子没用了，就是垃圾，或者说是鸡肋，可对需要房子的人来说，就可能是宝贝。”潘石屹希望，房子可以和所有的商品一样自由流通，大家可以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