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核燃料后处理大厂宜早不宜迟(2)

　　技术储备不足

　　“乏燃料后处理/再循环是我国核燃料循环中最薄弱的环节。”顾忠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国家对后处理的支持是很有限的。很多技术人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转型去作洗发水、不干胶了。”

　　中核集团规划发展部主任曹述栋在一次谈话中也提到，我国核工业水平曾一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军转民”后，核电技术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世界。“我们通常说，中国建有完整的核工业体系，但这是从军用的角度来看的。”曹述栋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说，“军品的规模小、成本高，很难达到商业化应用的要求。”据介绍，在那段时期，我国通过军用设施开展起来的科技研发被迫中断、人员队伍流失、科研能力下降。中国原子能院的相关课题难以获得国家的经费支持，唯有依靠当时获批的核燃料后处理中试厂项目继续科研工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年增加了这方面的投入，使得百废待兴的核燃料后处理事业出现了转机。

　　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当核电在我国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受到更高重视的时候，国家也加大了对核燃料循环体系建设的投入，后处理大厂建设得以提到议事日程。

　　但过去研发中断的影响在新形势下也显现了出来，后处理中试厂项目的进度一次次延后。顾忠茂表示，目前后处理中试厂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热试工作，即用浓度为5%的乏燃料进行热试，第二阶段将提高到50%，第三阶段将提高到100%。在完成国家规定的50吨乏燃料处理任务后，将对中试厂进行改扩建，使之形成年处理80吨的能力。而这个过程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希望，再经过20年左右的不懈努力，我国在后处理技术、装备和能力等方面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顾忠茂说。

　　国情不同 选择不同

　　最容易让人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核电技术如此先进的美国会选择“一次通过”而不选择闭式循环。

　　曹述栋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美国选择“一次通过”是一种市场行为。“美国发展核电比较早，其在全世界很多铀矿都有股份，拿到铀矿的价格比较低。”曹述栋说，“所以，‘一次通过’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更经济的选择。再比如，法国的快堆技术曾快速发展，建成了120万千瓦的快堆核电站。但中东战争结束后，铀矿价格下降，法国快堆技术的发展就慢了下来。”

　　这一点也正是印度在后处理和快堆建设上投入大、发展快的原因。作为核电界的后来者，印度自身的铀储量少、品位低，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因此印度极为重视后处理厂和快堆建设。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后处理技术的研究，现有3座规模不大的后处理厂在运行。2007年印度开始建设实验快堆乏燃料后处理厂，计划在2012年建设快堆乏燃料商用后处理厂。“每个国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对待后处理和快堆技术的态度。”曹述栋说，“国情不同，选择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