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监局要求强制建立井下避难所(3)

　　陈永生是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公司救护大队长，曾处理各种事故1200余起，亲手救出过300多人。

　　曾被困贵州新桥煤矿的赵卫星也同意陈永生的观点。

　　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后，国家安监总局公布了原因：未开展水文调查工作，对矿井周边小窑积水情况不清；未按照探放水的相关规定进行探放水，在透水预兆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盲目组织施工，引发透水事故。

　　透水事故再次暴露出部分煤矿企业违法违规进行采掘作业。

　　平禹煤矿一名经历过两次矿难的矿工说，“姑且不说增加安全设施，只要按照操作规程就能避免悲剧。”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各国在煤矿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差别不大，关键是监管力度问题。而且必须要进行第三方监管。

　　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智利在庆祝救援奇迹时，要求反思和追责的呼声依然强烈。

　　智利矿业联合会会长内斯托尔·霍尔克拉说，脱险矿工不应被叫做英雄，他们是受害者。

　　10月14日，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表态，智利政府和司法部门下一步将追究矿难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给予惩罚，“这个铜矿确信无疑将永久性关闭”。

　　“我们该向智利学什么”，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有学者认为，建设地下避难所只是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这些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当然有作用，但不足以遏制矿难频发以及在矿难中让矿工生还。

　　和静钧注意到，智利矿难发生后，媒体大量报道，救援是否有效受到社会监督，迫使矿方“不惜血本”救援。而且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的形成，使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的矿企，难以银行融资和定向投标。

　　和静钧认为，高额的民事赔偿也是这个成本体系中的重要基础。此次智利矿难受困矿工，即便已生还，但矿主依然要向他们赔偿折合人民币200万的资金。

　　今年4月，美国西佛吉尼亚矿难赔偿标准是，包括300万美元一次性赔偿+5年年薪（约35万美元）+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所有子女的四年大学学费，折合人民币约2000多万。

　　“我们死难矿工的赔偿款为20万元。”

　　和静钧认为，安全生产方面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矿工权利，事故高成本等等，并不只是建一个避难所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褚朝新 吴伟 北京 河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