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不能让新技术企业变成“小老头树”(2)

　　他还举了一个云计算的例子，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IBM公司遇到很大的危机，于是就聘用了新总裁，这位新总裁经过研究以后决定IBM转型，即由原来的电脑制造商转向软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并引出了把电脑的计算部分放到“云端去”的概念，目前IBM的主要业务就是软件和服务，由此也产生了云计算这个行业。

　　要消除四个方面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谈到，经过30年改革，中国在许多领域内都已经具备了参加高层次国际竞争的能力，在很多领域内中国的技术发明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前沿。但体制性障碍的存在，导致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化却步履维艰，很多新技术夭折在摇篮里，新技术企业变成长不大的“小老头树”。

　　“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以后都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要实现‘弯道超车’。实践证明，在一些新兴战略产业领域，我们是完全能够参与世界竞争、参与世界分工的。”吴敬琏表示。

　　吴敬琏谈到，其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包括发展一些新兴产业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当时的提法是——“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方式转变”。但是10多年来为什么“转变”缓慢？吴敬琏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

　　吴敬琏分析说，体制性障碍大致来源于4个方面：一是政府仍然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标准。三是从财税体制来看，生产性的增值税是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各种支出责任过度下移到各级政府，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事权下移，大约70%是在县以及县以下政府。这样一个不对称的财权和事权，就使各级政府必须努力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四是价格扭曲，特别是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价格过低，变相地“鼓励”了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规划不至于落空。”吴敬琏表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消除制度障碍，建设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吴敬琏谈到，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可能是科学院、研究所、高等学校，推动制度创新、能够实现制度创新的责任人则是政府。政府主要做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顺利地发展起来。

　　本刊记者 程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