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水资源利用之争：生态保护与GDP增长起冲突(2)

　　对于枯水期，王兴光记忆犹新，1995年每亩小麦才打200斤，连每亩30多元的村提留都交不起，不少村民们背着一筐干瘪的麦子去乡政府上访。乡政府百口莫辩，雇了辆客车载上村民代表去干涸的水库，村民才信以为真。

　　其实，对于敦煌保护，温家宝总理曾先后五次作出批示，其中提出十六字方针：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在今年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温家宝指出，决不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但严峻的现实是，自1994年以来，仅党河灌区外围沙化面积就增加了20万亩，特别是库姆塔格沙漠推进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向前推进3到4米。

　　事实上，河西走廊生态极为脆弱，一旦破坏严重即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马德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疏勒河来水量小，但又需大面积耕地灌溉，大量地下水就会被抽取，造成水位下降。若此下降的程度和时间超限，植被的自我恢复功能就会受严重损害。

　　敦煌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河水已无法满足需要，只有靠超采地下水来弥补，几十年来，地下水位已下降10.77米，目前仍以每年24厘米的速度下降。敦煌著名景观月牙泉的水域面积由上个世纪中期的22亩萎缩到目前的10亩，最大水深也由7.5米降到现在的1.8米。

　　马德海说，把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明晰水权，制定有关条例，建立起统一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管理之争

　　事实上，按照《水法》规定，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疏勒河流域，总干渠由疏管局负责，并征收流域灌溉区水费，而当地的地下水资源由当地水务局负责。

　　在马德海看来，地下水由当地政府管理会带来两个问题。主管水务的政府领导少有专家型领导。“比如粮食产量低了，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这涉及到经济和生态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地方水务部门没有科研力量。

　　疏管局副局长杨富元告诉记者，他曾考察过澳大利亚墨累达岭河，这条流经五个州的河流制定了管理条例，每年按条例取水，新疆塔里木河参照此制定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疏管局也提出制定《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实现有法可依，但这一过程却阻力重重。“地下水的分布和管理，我们经过科研测算，比地方政府更有优势。”

　　但酒泉市副市长王喜成不以为然。他说，目前酒泉实行“退二打一”，即封闭两口井才能新打一口，并且打井的审批权从2007年起就由乡镇收交至市政府。新打机井要经乡、县逐级上报，市政府发放打井许可证，安装智能水表后方可使用，一旦取水过量，水表就会消磁。在王喜成看来，生态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这是疏管局并不具备的。“如果把酒泉所有地下水和地表水纳入他们的管理，恐怕地方很难处理。”

　　马德海建议，甘肃内陆河必须要成立了一个水资源利用管理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在省水利厅之上，像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一样，由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主任。“至少要由副省级干部担任要职协调流域内各地方的矛盾，实施统一调度，这样阻力就小多了。”

　　曾长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韩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疏勒河流域保护，甘肃省除了要提供政策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事实上，无论水权如何分配，但对于敦煌保护的态度各方高度一致。王喜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敦煌这条线上，楼兰和罗布泊相继消失，如果绿洲拦不住风沙，敦煌消失就意味着河西走廊的全线覆没。

　　目前，在河西走廊上，石油、天然气管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均在施工。“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敦煌和河西走廊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马德海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认为，打通瓜州至敦煌西湖的绿色长廊是保护敦煌的重中之重。“现在的绿洲是星星点点，用五年时间打通之后就会连成一片。”

　　王兴光也盘算着明年的收成。作为高耗水作物，棉花不再鼓励种植，他准备种耗水少的葡萄。尽管收入会少些，但他清楚，节水都是为了保护敦煌，毕竟敦煌城里还有他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玉门、敦煌、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