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政府高溢价转让水权的看法是？

　　傅涛：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8年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外资高溢价收购水厂进行了调研，我本人是不赞同溢价这一做法的。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普遍补贴性的福利低水价，后果是供水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水资源浪费和紧缺并存。通过引入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的水行业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引入竞争的方式，只能是竞拍服务而非竞拍资产，不能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政府在10年至30年的时间里无偿借给服务企业使用，企业帮助政府来提供服务。公共服务行业并非竞争性行业，是不能公开竞拍资产的。水业本质是服务业，保证供水的安全和质量。政府竞拍资产的结果必然影响水业服务质量的提高。

　　一些政府认为高溢价的部分是“额外收益”，将这些国有股权转让款取走用于其他民生领域，中国水行业本身的基础非常薄弱，水行业投资欠账和运营费的缺口很大，急需政府投入。水务资产溢价所得用于其他领域，是对水务行业来说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水业建设、管理与服务的主角。从2003年中国开始水业改革至今已有六年有余，政府监管角色与现有的水业市场化进程是否合拍？是否发生错位？

　　傅涛：城市水业的成本与收益，无论是通过税收支付还是通过水费支付，事实上都是公众支付的。但是，受水业相对垄断经营方式的制约，作为费用支付方的消费者无法通过竞争性选择，来监管产品质量与服务，更无法有效控制成本与收益；对污水处理的付费实际上更是一种连产品都不能见到的消费支付。水业的这种公众无法有效监管的产业形式，决定了政府作为公众代表，肩负着重大的监管责任，政府需要对公众支付费用的有效性负责。

　　但是，先行的供水成本监审体系和价格管理体系，都有离开服务和质量，强调成本控制的倾向，因此存在系统风险。因为抛开服务效果和服务水平的单边成本控制，如果过于严格，必然造成服务水平的下降。不利于企业增进服务，提高安全保障。

　　因此，成本监管不能独立于服务监管之外，需要建立横向绩效比较的经济监管系统，对成本、服务、水质进行系统监管。价格监管是政府用以约束企业行为最为有效的手段，必须与其他监管相互协同。如果单纯由物价部门来制定和执行的这个办法，缺乏与其他相关部门监管的协作，一方面影响执行，另一方面，会使其他监管内容缺少价格这一强有力的约束。

　　中国新闻周刊：水价成本定价一直是广受争议的话题。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下简称《办法》)在2009年已经修订完毕，提交决策层。你也主持和参与了办法的起草，请问该办法为何迟迟没有出台？

　　傅涛：《办法》较多地考虑了行业平均成本定价的原则，也考虑了循序渐进的推进方式。《办法》对资产折旧、设施利用率、人员成本等关键因素做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具体内容等发布才能知道真实面目。

　　我认为如果定价机制能够更加科学，将会使水厂的资产价值重估。这也意味着对于打击不合理溢价会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国家发改委原计划2009年内出台《供水成本监审办法》，因为水价的过度社会关注而一次又一次延后。但其出台已在计划之中，只是在寻找时机。 (记者/孙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