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措施最实惠，另辟“油径”是根本

　　林伯强认为，长期而言，改变产业结构，做大第三产业无疑是降低整体能源消费的关键，但也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现阶段要强行快速改变产业结构，政府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经济得承担更大的牺牲。所以，不能把节能减排太大的希望寄托在短期经济结构调整上。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从现在开始就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说只有认识了阶段性增长的特征，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转变结构的难度过程和需要付出的努力。

　　此外，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石油对外依存)，还必须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成本。林伯强认为，能源成本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障碍。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无论如何具有争议，便宜煤就有便宜的电价，有竞争力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电价不要涨得太快就有利于社会稳定。

　　总结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但是，林伯强说，如果辩证地看，中国现阶段粗放的经济也说明了节能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也要求能源成本不能短期内大幅度增加，而如果不切实际地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将大规模提高能源成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调高电价的难度，所以，相比之下，采取节能措施则比较便宜可行。

　　中国目前人均石油消费水平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83公斤，世界人均为587公斤，美国则达2.91吨，日本也有1.74吨。这种现实也决定了石油需求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09年中国石油消费接近4.1亿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2010年仅汽车将消耗石油1.38亿吨，2020年将达2.56亿吨，约占石油总消耗量43%和67%。但是，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2%，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估计2015年石油依存度可能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

　　但由于国内石油产能的限制，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只能是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直接威胁中国能源安全。林伯强认为，如果无法有效抑制石油需求，就必须寻找石油替代，石油企业“走出去”寻找资源也只能是一个补充。但是，石油替代(如电动汽车)的确提供了通过能源结构改变，减少石油消耗的机会。但这仍然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大规模实现替代，但是，寻找石油替代刻不容缓，现在就应该开始战略和规划，并且尽快实施。

　　节能与石油替代相辅相成

　　面对油价高，林伯强认为，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低碳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积极寻找石油替代。而未来，中国的石油战略必须以节流为主，开源为辅，同时积极寻找石油替代，比如逐步发展电动汽车、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

　　对于中国“十二五”的低碳经济转型，林伯强认为，可以理解为在节能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过程中促使经济结构有所改变，有意识地进行石油替代。既要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必然，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也要认识到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尽量节能和减排。因此，“十二五”应当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低碳的经济发展既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约束。

　　林伯强说，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规划至关重要，科学有效的能源规划必须充分考虑阶段性经济增长的特征。以日本为例，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喊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并着力打造“节能列岛”,降低石油使用量。日本政府在制定了《节能法》后,曾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各级政府也将节能指标分解成具体措施,广泛推行,并随时反馈落实情况。其次是努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的《节能法》明确规定每年消费能源换算成石油超过一定数量的企业、法人,必须定期报告能源使用情况,并敦促企业每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后是调整产业结构,压缩“厚重长大”产业,增加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从1979年至1989年间,日本石油使用量下降了14%,而同一时期GDP却上升了27%。此后,日本一直保持石油消耗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的发展模式。

　　在国际油价再次高涨的时期，推进国内结构调整仍然是应对高油价最有效的方式。而要推进结构调整，必须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使各界对政策改革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并据此逐步调整投资经营决策和消费行为。只要微观的个体(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的政策调整有了明确预期，结构调整的进程就将会明显加快，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应对高油价的能力也会明显提高。

　　同时，林伯强指出，着眼于中长期发展需要，适时对兼具规模性和清洁性特征的石油替代产品发展给予重点支持，对于减缓石油消费对外依存的过快增长，也是有效的手段。(记者 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