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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症”正在困扰青年人: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

“囤积症”正在困扰青年人: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

2022年02月08日 10:30 来源:解放日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青年“囤积狂”

  ■本报见习记者 夏杰艺

  “你真的不考虑扔一部分吗?”

  面对40岁的企业高管龚家凯,整理师吴剑俐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吴剑俐有近300次上门服务的经验,龚家凯的家算得上一个挑战。从客厅走到房间,至少有十个行李箱散乱地放在地上;厕所的浴缸里放着纸箱,里面是不知名杂物;约15平方米的卧室,鞋子收纳盒铺满了一整面墙,牛仔裤叠起来几乎堆到天花板……吴剑俐带着两位同伴,用了整整36个小时才完成工作。龚家凯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囤积倾向”。

  很多年前,“囤积”就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穷困、孤僻、年迈的囤积者。如今,“囤积症”正在困扰大量像龚家凯这样的青年人。

  打开微博搜索“囤积症”,会发现许多网友抱怨自己已“病入膏肓”“我上辈子肯定是只仓鼠”“房间爆炸了”;在聚集35万成员的豆瓣“极简生活”小组,有不少组员记录自己与“囤积症”作战的过程;小红书上,整理收纳师正成为“网红职业”,走进千家万户,为人们解决囤积问题。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囤积症”定义为“过量保存价值有限的物品且无法丢弃,导致生活空间极度拥挤、不能正常使用,对个人社会功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心理疾病”。不过大多数人讨论的“囤积症”,并非临床诊断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物品正在蚕食我们的空间,我们却无力阻止。

  然而,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知网上搜索关于“囤积症”的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仅2篇,大多关注囤积的个人心理动机,对其社会成因暂无分析。记者向多位学者求证后确认,中文领域尚未出现以“囤积”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

  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囤积?人、物、空间之间的关系何时变得如此紧张?带着这一疑问,记者找到了几位囤积者和整理师。

  “囤积症”

  龚家凯经常在世界各地重复购买同一款物品。

  他有20双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新百伦运动鞋,“我很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美国、欧洲、日本不同地区生产的”。卧室架子上,挤满了凯蒂猫和泰迪熊,他解释,“也不是喜欢,但泰迪熊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凯蒂猫在日本各个城市有不同版本。”还有客厅里一排排雷同的可乐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时候带回来的,特意买的当地产的,我只要路过看到了就会买。”

  龚家凯是吴剑俐的客户之一。他身材健硕,开朗而健谈,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收入颇丰。他觉得,阻碍他“断舍离”的,是一种“神奇的超能力”——每次看到物品,他都能瞬间想起与此相关的人生细节:那件皱皱的黄色保罗衫,高中暑假去旅行社当导游时得到的,“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穿不进去的牛仔裤,是20岁当健身教练时候买的,“我总在想,或许还有天能穿上”。

  龚家凯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生,在美国长大,在上海工作,他始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所以更喜欢那些有回忆、有沉淀的东西。”

  王萱今年27岁,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同事看来,她是一位“精致时髦的都市女性”,没人会想到她生活在一个如此无序、杂乱的空间中。

  家门口的走廊,放着十来个未开封的快递纸箱;客厅里,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个叠一个,堵住了进出的空间;阳台上,“杂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样高,地上散落着形状各异的收纳盒,里面塞着牛仔裤、毛绒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钱包。一个月前,朋友去找她,一进门就露出了“极其嫌弃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赶快溜了”。

  工作5年,搬家6次,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王萱的房间面积逐步扩大,与此同时,王萱对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长。在床头柜上,王萱放了14瓶正装香水,虽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缓慢,不久就会过期,但“不买小瓶的,大瓶的这么摆着才好看”。

  王萱想过,如果家变得简洁空旷,自己会开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欢被物品包围的感觉。

  她说所有物品都必须备齐,要考虑每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为了不知何时会登门的客人,她囤了十几双拖鞋,以及同样数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鞋套。她甚至在当时租住的10平方米房间中准备了两条长凳,“要是来了五六个人坐不下怎么办?”“别人囤货顶多考虑半年、一年,我要考虑两年、三年、很久以后”,“万一以后会用上呢”。

  她觉得,这种“深谋远虑”或许源于童年时生活的窘迫。小学时期,她的父母突然下岗,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她一直穿别人的旧衣,“在自卑与自负之间反复拉扯”,也曾被同学集体孤立,连一块橡皮都借不到。

  所以,眼看着家一步步走向拥挤,她却有一种幸福的餍足感,“再也不要向别人借了!”

  于晓静从囤积中品尝到的,则是久违的放肆。

  晓静是“90后”,上海本地人,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挤在十余平方米的老公房,“手脚都伸不开”。结婚后,她和丈夫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屋,望着空旷的三居室,她仿佛获得了一张囤积许可证,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

  化妆棉和蒸汽眼罩打折了?囤。抽纸多买几包更便宜?囤。李佳琦又推荐护肤品了?太划算了,囤。

  不知不觉,她储存了两年都用不完的化妆棉和蒸汽眼罩,堆积的抽纸塞满了3个衣柜隔间,挖耳勺就有20多支,至于清洁海绵,“应该这辈子都足够用了”。晓静的丈夫也不甘示弱——他买了大量零食藏在家中各个角落,“也有童年遗憾要弥补”。

  经过近300次入户整理服务后,整理师吴剑俐对“囤积症”已经见怪不怪。她的客户主要是25—40岁的人群,大多穿着讲究,有着较高的学历和收入。进门之后,却常常发现这样的情景,“有些家已经不是家了,没有光,没有风,密密麻麻全是杂物和垃圾,堆满整个屋子。”

  消费装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视过多物品造成的后果。24个1米高的大号快递纸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邮寄、搬回、拆开、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积症”。然而,“断舍离”的路上有着无数绊脚石。

  最大的障碍是购物软件精准的算法推荐。“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宝,每次我心里想什么,它们就会立刻在搜索框和推荐页出现,你只要打开,永远也别想停下来。”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购。“她们总是搞那种饥饿营销,特别容易让人冲动。”当代购称疫情反复将导致闭关,她购买了两包甘梅粉,最终完整地放置到过期。

  还有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博主,“我特别喜欢香港演员吴千语,还有韩国演员车静媛,她们的穿搭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就很想买同款来搭一下。”

  每到“双十一”“黑五”等购物节,同样爱囤积的朋友向她发来商品链接,“赶紧去买”,“不买就损失了一个亿”。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习惯将“买买买”当成不可或缺的情绪出口。今年上半年,职场和情场遭遇双重挫折,她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纾解自己,“几乎每天都在下单”,只有在拆快递的瞬间,她还能感受到一丝雀跃。

  整理咨询师王泽宇发现,她们整理的速度甚至赶不上客户购买的速度:“我们两天前才登门测算,设计好一套整屋收纳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购物节)一过,门口堆了十几个大箱子。”

  深入走访了近百名囤积症患者后,《囤积是种病》的作者心理学家兰德·弗罗斯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囤积者是市场营销的牺牲品:“我们都期望通过物品来获得快乐,不是出于实践和经验,而是由于大肆宣扬‘占有’取向的市场营销策略。”

  作者指出,制造囤积者和囤积现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装置:一个以物品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它包含林立的购物中心、丰盛的橱窗、无处不在的营销广告,文化氛围高度商业化。这套装置运作的核心,正是对“占有”的普遍信仰——人们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将物品当作身份、价值和意义感的来源。

  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致猪猪女孩”,王萱不停购买小红书博主的同款:煮火锅要用“网红摩飞锅”,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锅”,餐盘要选粗陶的,窗帘得换成定制的,床头桌要藤编的,台灯买复古的……她很快发现,“精致”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连串的物品。

  当于晓静还是家庭主妇时,她习惯于看直播购物打发时间。囤打折货给了她充实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觉得给家里省了很多钱”,也给了她另一种价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后拍照上传的一刻,“就这么说吧,那时候的我,只是买一套SK-Ⅱ ,都要在朋友圈晒一下,好像那样才会更自信。”

  如今她逐渐意识到,这一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买。我不买,并不意味着我低人一等。”

  可当晓静试图逃脱这个装置——放弃那些“轻奢包”、背着自己喜欢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门时,却遭遇了他人的质疑。她记得,有一次参加培训,在场不少女士都背着价格不菲的包,老师看见她,用令人不适的语气说道:“你怎么还背这个?”

  心灵负累

  过多的物品很快让人感到负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后来渐渐选择无视,任由快递包裹堵在玄关,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没打开。

  于晓静则与丈夫频频因家务问题起争执。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后随手将外套搭在沙发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让家中秩序雪上加霜。两人互相指责,“你习惯太差了!”“是你东西太多了!”

  与此同时,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辞职休息,才发现工作五年的存款还不够支撑在一线城市生活3个月。于晓静则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账单后心里一惊,她发现作为家庭主妇的自己,每月竟有1万余元的信用卡债务。抬头环视整个家,囤货时的满足早已消失,只剩下无尽焦躁。

  新浪乐居财经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务消费者的问卷数据后,在《2020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中指出,“91%患有‘囤积症’,83%衣柜衣物数超过500件。”

  “‘拥有物和财富越多就越幸福’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逐步流行开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金海长期专注于消费文化研究,他认为,在它的指引下,人们热衷于占有和积累物品,促成了大众层面上的囤积现象。

  然而,在更宏观的叙事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当前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背景下,应当如何缓解“社会囤积症”呢?

  “如果我们把消费仅仅理解为对物的购买、占有和积累,那么这种消费与生产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由此,吴金海指出,消费区别于生产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过程,是对时间的一种消耗。

  也就是说,当社会从“以占有物品为主的商品消费”转向“以时间消耗为主的体验消费”,大众层面的囤积现象便能得到缓解。

  在《物窒欲》一书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发展体验式消费和共享经济,鼓励演出、展览、旅游、课程等体验式消费,增加更多像共享单车、民宿等更多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经济。

  “20世纪,我们曾用购买物品来拯救衰退的经济,21世纪,我们将用购买体验来解放拥挤的心灵,和岌岌可危的地球。”

  舍弃之道

  但是就个人而言,并非每名囤积者都需要改变。整理师吴剑俐指出,“问题在于,它是否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的经济状况、生活空间、心理状态,能不能承载这么多东西?”

  当然,如果你为此烦恼的话,或许可以尝试重新思考自己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整理培训师林杰潇发现,人们似乎天然地将占有物品认为是保存情感、自我、回忆的唯一方式。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客户即使不喜欢朋友送的礼物,也会选择保留,认为扔掉是不尊重友谊的表现。面对类似的情况,她会尝试询问:“如果扔掉这些,你和朋友的感情就不存在了吗?”她告诉他们,礼物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画、录像等方式来保存。

  她认为,“断舍离”的过程,正是让人们学会理解,物品与情感、自我、回忆并非密不可分。适度剥离,才能顺利地舍弃。“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整理师王泽宇则在一次次的沟通中意识到,受囤积困扰的人,在深层次上可能存在某种“价值失序”。

  “很多人没有去思考,我想要这个东西,是因为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生活?譬如很多单身的上班族,囤了大量漂亮的碗碟、锅具,但其实一年用不到两次。”她发现,一方面,人们习惯于通过“占有”代替“使用”的体验和快乐,另一方面,短期获取物品的快感,转移了注意力,代替了最缺乏的长期价值。

  因此,她尝试在整理咨询服务中,引导客户思考“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家是什么样的?”

  于晓静是王泽宇的客户之一,她依然记得,王泽宇当时的“灵魂发问”:“在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有了这么漂亮的家,就用卫生纸把它填满吗?”

  晓静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感觉。她意识到,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能让她和家人都感到舒心、快乐,这才是她心里最看重的。从那时起,她在购物上越发慎重,也更敢于丢弃不必要的物品。现在,她不再沉迷于在朋友圈炫耀包包和化妆品,而是将时间花在提升学历上,并找了一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曾向王萱提问,能否回忆最近3个月感觉幸福的时刻,王萱这样回答:

  “一是拿到了自己最理想的职位,终于可以做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很有成就感;二是之前回家休息的时候,每周都会买一束花插在阳台,看到花那么茂盛,特别开心;三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和妈妈拌拌嘴,有时候去爷爷家的菜园摘菜,爷爷还给我做饭,真的觉得很幸福。”

  历数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些好像和囤积都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使劲地囤东西,可能就是太孤单、太需要陪伴了。”

  (文中龚家凯、王萱、于晓静为化名)

【编辑: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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