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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到多年以后，“这一代”才有能力意识到，婚姻其实不是战斗的对象，而是我们抵御外界动荡的最后一座堡垒

　　本刊记者/罗雪挥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2008年1月6日下午，北京中关村基督教堂海淀堂，正在举办由婚恋专家袁大同主讲的婚恋家庭讲座。当全场齐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永以慈爱诚实待你”时，很多人流泪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哭着走到了场外。在这个绝望的爱情世界里，“这一代”其实伤心无力。

　　谋生难，谋爱更难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这一代”中，虽然男人的出轨率相对更高，但在婚姻关系中内心更保守更紧张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上个月共接了六起调查婚外情的案子，其中有三起都是丈夫调查妻子。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咨询的个案中，男人呈分裂煎熬状态的更多，偏向传统也更多一些。

　　传统的家庭取向决定了传统的婚姻矛盾。在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看来，婚外情虽然是结果，而内因则常常是婆媳矛盾，特别是在怀孕哺育孩子初期造成的矛盾突出。而丈夫永远不能够原谅的错误依然是“她对我妈不好。”事实上，再甜蜜的爱情，都趟不过婆媳冲突的浑水。

　　一家外企职员赵平(化名)坦言，她婚姻中最大的烦恼从来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来自和公婆相处的压力，她宁肯花钱为婆婆在住家附近购置一套小户型，也要坚持过独立家庭生活。赵平的老公长期出差，她将儿子送去了寄宿学校，180平米的房子里，常常只有赵平一个人。赵平一切自己操持，彻底放弃了向老人求助的想法。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为她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不可控的事发生，而自己又是否能够达到公婆的满意，她只能够用心经营现在。她自己做饭，洗衣服，并且带大了孩子，念完了MBA，忙完家庭忙事业，哪一头都不敢放松。

　　只是纷繁的变化中，始终都是谋生容易，谋爱太难。上海外企白领、35岁的Christina常常为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困惑，虽然她的婚姻没有大的伤害和大的吵闹，但她总觉得日子越过越不踏实。“我们得到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对婚姻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社会急剧变化，人也是不断变化，现实不是那样完美。对婚姻的失望感比较大。”Christina发现，在办公楼的圈子里，几乎人人都有或深或浅的婚外情，所谓“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与心的背叛”。令她惊惧的是那些永远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突然倒下失去劳动能力，比如价值观的混乱。“假如有女孩对我老公表示好感，我都没有勇气去指责她。”Christina说。

　　40岁的网民“令今”总结“我们这一代”：就像大地突然裂开了缝，如果不想掉到沟底，就必须设法过沟。要么努力，要么认命，因为已无退路。她选择了前者。

　　“我们这一代处在特别动荡、变化剧烈的进程中，更多地承受了改革开放对家庭、婚姻所带来的压力。”全国惟一的婚恋家庭研究专业机构、黑龙江省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表示。原来由国家或单位承担的福利正在不断弱化，家庭成为了教育、医疗、养老风险的最后一个堡垒。一方面婚姻的负荷越来越重。另外一方面社会对家庭的干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面对二奶、单亲、丁克等越来越复杂的情感模式，疲惫的婚姻一旦遭遇风险，常常是灭顶之灾。

　　尝试自救，寻找安宁

　　“赵平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日子，来自家庭的压力无法得到纾解。她尝试求助宗教，只是从小受无神论教育，追寻男女平等的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样的譬喻。她也考虑过看心理医生，但又觉得费用太贵，不想给为生活奔忙的自己再增加额外的负担。幸运的是，赵平找到了一个发心理帖子的论坛，她将自己的问题贴在了网上，常有热心的网友认真作答。赵平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网上匿名求助，成为了很多人遇到婚姻难题时的第一反应。那么多的焦灼在陌生的世界里才能够尽情倾吐，那么暖的力量只有从冰冷的ID才能够无私发出。无依无靠，没组织没纪律的“这一代”，终于在虚拟中找到了平安与欢喜。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主任肖慧明认为，“这一代”的婚姻困境，表面上都是社会的诱惑，外界的变迁，但是实际是“这一代”内心成长上的迷茫。肖慧明认为，只有价值观稳定了，学会向内看，关注自己和对方真正的内心需要，生活才能够平衡，婚姻才是有救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你要认识到，“你只能拿有限的你需要的东西”。

　　郭砾呼吁人们花更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的优质时光在家庭上。她自己周六周日从来不加班，也很少出去应酬。她认为，这一代人应该学会放慢脚步，学习暖暖地拉拉对方的手。

　　“这一代”中，有人已经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我最近才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他是全部的过错方，其实我也是有错的。”民营企业高管孙欣(化名)说。她和孩子的父亲分手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平静地交流。他们是同学，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美好的爱情”，在丈夫偶然出轨后，孙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婚姻。如今，孙欣已经是“女人40”，在工作中容光焕发的她现在认识到，当初并不是非离不可，并不是一定不能够原谅，特别是不用让对方这么多年来，一直背负着内疚的十字架。孙欣认为，这是“这一代”的理想主义弊病：爱情的眼睛里，糅不得砂，容不得一丁点背叛。

　　“上帝选择了我做一只蝴蝶。”孙欣认为“这一代”最大的价值在于：“在经历了黑白世界走到彩色世界的慌乱后，在经历了化蝶的痛之后，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多维的婚姻样本，他们将不会再有过分纠结的痛苦，不用经过那么多冲突磨难，才能够变成他自己。我们这一代的幸福都是经过痛苦得来的，我们的孩子们将知道各有各的幸福。”

　　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

　　邓志伟(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生于60、70年代这个年龄段的，现在是离婚的高峰期，属于中年危机。因为这个时候重心一般都放在孩子身上，就对丈夫/妻子忽视了；还有这个年龄一般都飞黄腾达了，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异性追求的就多了一点，这是共性。

　　从个性角度来说，60、70年代生人结合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代，受到物欲大潮的影响比较大，如果为金钱的原因结婚的话，这种婚姻本身也是不稳固的，所以现在离婚率比较高。

　　婚姻观、贞操观、家庭观都需要先进观念的引导，形成社会风气。

　　上一代人的婚姻很多都是患难夫妻，这是他们比较稳固的因素，但是稳固不能作为判断婚姻幸福的标准。

　　50年代人先恋爱后结婚，但是现在是先同居后结婚，这会有问题，会怀疑对方婚前恋爱过几次，那也会变成婚后矛盾的爆发点。

　　总地来说，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家庭的规模从大到小，婚姻从稳固变得脆弱，从以爱情为基础到发展成为以多因素为基础的婚姻。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婚姻产生了冲击。 (实习记者/李楠)

　　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以前我生活在一个所谓先锋诗歌的圈子里面，比如你见到一个朋友，他带一个所谓新的情人来到你的面前，他不觉得有一点点不安，可是我会感到不安。我认识这个人的妻子，我在家里接待这个朋友和他的新情人，会觉得对这个人的妻子有所不敬，我会觉得很不适应。我也提醒过他们，说这对他的妻子很不公正。当时没有人理我。大家都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估计在官场里也是这样的：觉得找个情人“太普通”“太正常”了——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所谓(性的)观念的解放，它应该和对家庭的忠诚是并行的。如果你没有家庭，作为一个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家庭，你是有承诺的，如果你这样做(性解放)，会对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或是极大欺骗。这有一个严格的界线。

　　你有家庭，你有伴侣，你就得有承诺。你这样做应该受谴责。我们不能说要解放，就不需要对家庭的承诺了。越解放，越要强调对家庭的承诺。这样一个社会才比较平衡。 (本刊记者/黄艾禾)

　　普通人对基本的道德规范仍比较看重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我个人觉得全国婚外恋的情况并不像传媒渲染得那么严重。

　　电视剧、报摊的家庭婚姻杂志全都是讲婚外恋的故事，现在传媒和电视电影中，好像没有这样的情节就没人看似的，这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们是搞随机抽样的调查，能够反映的是整个市民阶层的情况，包括农村的，老人的家庭。实际上对自己家庭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们在一般家庭中的调查，婚外恋的比例很低，也就是百分之几。李银河也做过这个调查，她得到的结果大概在4%左右。即使在调查中有调查对象隐瞒了婚外恋，也说明他认为婚外恋是不好的，是丢人或不道德的事情。

　　婚外恋在离婚的家庭中比例多一点。我调查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人的离婚状况，在50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因为婚外恋。实际上在各个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这个比例都差不多。

　　各个地区的比例有不同，这和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像广东、上海占到30%左右，东北的比例就低一点，他们解释说这是老工业基地，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搞婚外恋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不过不能以经济基础为惟一的指标，它还受文化价值观、甚至一些宗教的影响。

　　对于婚外恋，也不能完全以道德败坏评价，它可能有很多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有些情况很复杂。包括国外，一般情况都是，年轻人容易离婚，离婚家庭中有1/3是没有孩子的，孩子越多离婚的风险就越低，毕竟付出的成本高。

　　有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家对婚外恋或者婚前性、离婚等的态度，宽容度比以前要高了。但是我们抽样的结果看，大家对基本的道德规范、家庭的责任、婚姻价值等还是比较看重。网上调查的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状况，有一定的偏差。(本刊记者/丁尘馨)

　　社会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秋风(本刊评论员)：

　　“这一代”(40岁上下)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仍有一些记忆，尽管他们被指挥着去消灭传统。不过，那个年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文化、政治运动，正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其实被摧毁殆尽。一旦权力控制体系松动，社会就立刻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80年代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传统的道德、价值再一次遭到猛烈抨击，萨特、弗洛伊德流行一时，他们的价值和信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的认识。这些学说告诉人们：人其实就是欲望的载体，满足欲望就是人生惟一的目标，不受道德约束是人的正常状态。

　　这正是80年代之后的社会精神状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社会，会给予人们相当广泛的私生活自由。这个时候，惟一能够约束人的本能、激情的，就是关于性、婚姻、家庭的道德规范。

　　在大多数社会，中产阶级是比较保守的，是道德之猫。但在中国，中产阶级与权贵一起堕落。根源恐怕在于，他们大多经受了过分的启蒙，所以不再相信任何道德、伦理，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因此，置身于这个时代，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狂，急于炫耀自己的权力和金钱，这包括炫耀性地消费性，就像女性疯狂地消费时尚一样。

　　可以说，中国人，至少是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个性解放与性解放，五四那一代人或许可以欣慰地笑了。但是，中国从此将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意大利各个城市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实现了充分的性解放，甚至连教皇也不隐讳自己的性生活。但从那之后，意大利也就再也没有文明的辉煌了。

　　就中国来说，最起码可以说，在性解放之后，就不可能有中产阶级了。确实，中小商人、知识精英、白领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财产和一定社会地位，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甚至是最匮乏道德的。毕竟，关于性、婚姻的伦理是道德的核心内容。而一个没有道德自觉的群体，是无力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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