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青春，如何与人说

　　聚会原定晚上6点开始，由于不少同学是个体老板，正月初八是个吉利日子，大多忙于开业，然后才能驱车前来。一直等到8点，答应来的人才基本到齐。

　　“要不不等了，我们先开始？”期间，易光斌多次问我。

　　“还是等等吧，都10年没见了。”我说。

　　尽管他们都在十堰市里，易光斌与他们见面并不多，平时也很少联系。偶有聚会，同学们都以“才子”称他时，他则淡淡一笑，拿起酒杯与人干掉，然后默不作声地自斟自酌。

　　而他这10年走过的路，大家知道的并不多。偶尔在网上问起其他同学，也多是以“听说他毕业后挺不顺的”一句话带过。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10年前的那次见面，正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

　　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医院大门。突然，一个人跑过来说，“我休学了。”

　　我愣了一下，发现是他。他上身的灰西服有些皱，脚上的旧回力鞋带着些泥痕。手则是我熟悉的那双冻得红肿的手，一只手捂着胸脯，另一只手提着几包纸包的中药。

　　他告诉我，大学入学的例行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出了意外，校方要求：“休学，治病。”他正在县医院住院。

　　我们匆匆告别过后，再次见面，已是2000年的夏天。

　　见面之前，我已听闻他退学的消息，当时有些愕然。但很快我便为自己的事情心烦意乱。那个学期，我不愿继续学习环境工程专业，拿着刊有自己高考满分作文的报纸和书，找到副校长，要求转到中文或新闻专业。当然，最终未能如愿。

　　在市政府文化广场前，他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

　　“等再过几年，就算上完大专，也还是文盲。”我还没问，他便提前跟我解释他退学的道理。然后反过来安慰失魂落魄的我，“能在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重点大学感受人文氛围就行了，没必要转系。”

　　他自己的情况，始终没有多提。我只是听熟人说，这两年他活得不容易。

　　第三次见面，是在7年之后的2008年春节，我刚刚从清华研究生毕业。

　　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一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他请我到十堰市市中心一家小店吃了顿便饭，花了48元，并第一次给了我他的名片。言谈之间，得知他在朋友的公司帮忙做汽车饰品生意，但情况并不太如意。

　　“是你女朋友吗？”女孩走后，我低声问他。

　　“现在不是。”他说，然后脸唰地红了。

　　我们沿着马路走，他一直送我到了很远的车站。临上车前他问我：“‘十一’的毕业10年聚会你参加吗？”

　　“到时候看吧，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说。

　　“你参加我就参加。”他还是QQ上说的那句话。

　　我们的第4次见面，便是这个春节，从正月初七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九的凌晨两点结束。这也是近30年来，我们见面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进入而立之年以前的人生画卷，也第一次由他主动在我面前彻底打开。记忆的画面，也再次被他拉回10年之前。

　　那年他在县医院住院3个月后，借来的1万多元已花完。1999年8月复查，一切如旧，他再到亲戚家借钱进城抓药，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8月30日那天，他一眼瞟到了木匠父亲手上那三根还剩半截的手指，转身看到写字台上的药，已所剩无几，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父母已去干农活儿，易光斌锁上家门后，一直不敢回头，他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退学、要钱。但客车冲过村口时，他还是扭头朝家的方向，看了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山村。

　　可踏进学校大门那一刻，他犹豫了。他想起了“希望永远在未来，我希望，所以我相信”这句话，这是他在大学开学第一篇作文里写的，文章被教授当做范文在大教室宣读。

　　这天晚上，他去听了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是宋词。

　　“那次我多看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几眼，‘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 英雄泪？’过去读这样的句子，我只想听别人伴琴而歌，然而在上那最后一堂课时，我却希望自己做一回伶人。”他回忆道。

　　教师节那天，他办完退学手续，成为“学校第一个自愿选择退学的人”。拿着学校退的1953块钱，他直接去湖北中医学院，找到一位老教授开了一个药方，抓了一大包药。然后，他跑到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中华诗词经典》。

　　回家不久，右膝的伤病殃及左腿，他便买回中医针灸书籍及针具，自己练习刺穴，止痛活血。“腿部穴道几乎刺遍，最开始的时候，针一刺即弯。”

　　那时，家里的一头小母猪被劁(给牲畜做绝育手术)死了，父母非常伤心。“一头猪死了，其价值不过200元而已，但他们已经很伤心；如果我死了，他们能承受么？不，我要好好活下去，直到他们故去。”他在日记里写道，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可现实是，再去了一趟镇上的药店，又去书店买了余秋雨、梁漱溟和季羡林等人的书后，退学时的1953块钱，只剩下93块。

　　2000年4月的一天，他沿着翻山越岭的公路骑行70公里，在天黑前到了十堰市区。他无处可去，只好骑着车在大街上游荡。

　　后来，他在十堰市军分区大院的一把石椅上，不知不觉躺着睡着了。两个年轻士兵推醒了他。在说明情况后，他被士兵安置在值班室的床上。

　　他陆续找到几份推销员工作，都由于买不起寻呼机，销售业绩上不去，不得不放弃。

　　在邻居帮助下，他夜间为酒店看守小院，每月工资300元。酒店老板建议他值白班，这样可多挣150元。

　　但他拒绝了。他有他的考虑，白天在外面做些推销业务；夜间回到酒店值班，则可以看书、看看棋谱、继续用针刺自己的腿部穴位。

　　“做保安只是无奈的暂时选择，我害怕被那种日子消磨掉自身残存的锐气。我需要时间读书看报，我需要时间治疗自己的伤与病，当然还要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里告诫自己，他对自己的而立之年依旧充满期待。

　　经过两年多的自我针灸治疗，他受伤的腿关节终于不再错位。而他也成为一家办公设备销售公司的大客户部业务员。

　　一次，他到一家单位拜访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正参加MBA培训，并拒绝透露培训地点。于是，他当即买下几份当地报纸，查找上面的培训广告，找到培训地点，站在门口等领导下课。看到他顶着酷暑的烈日，骑车赶了十几公里的路，领导把他请进自己的宿舍，随手签下了这单业务。

　　“1999年9月是我远离大学的季节。也许，从那以后，我就渐渐幻化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了。”他说，“只要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我就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他做过酒水公司企划人员、广告公司业务员。在因SARS暴发而失业后，他依靠在棋馆下围棋赢得的4000元彩金，勉强维持过了2003年。

　　失败，像一个漩涡

　　他把每月150元租金的房子退了，搬进每月400元租金的房子里。“人活着，要尽可能有点儿品位。”这是他至今仍坚持的生活哲学。

　　只是24岁生日那天，他还是在日记里感叹：“人都将过于现实地生存，梦想渐渐稀薄，渐渐成为或浓或淡的记忆，渐渐被压在箱底，渐渐被尘土封存。”

　　而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不大愿意与同学联系或聚会的原因。他说，那种“现实”的气氛，无形中会令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可以说，自1998年11月27日至今，我一直在一个叫‘失败’的漩涡里徘徊。”他总结道。那一天，他从刚刚迈进的大学里休学。两天后的晚上，他默默地翻过山路回家。这是他第一次沉默着翻山。从考上初中那天起，每次从镇上放学回家，这个“像小猴子一样活泼”的人，几乎都是一路哼唱着蹦跳着。每当听到屋后山梁上响起欢快的歌声，父母就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回来了。

　　走进家门，尽管儿子的反常行为让父母有些意外，但能看到儿子归来，他们脸上仍带着淡淡的微笑。当听到儿子口中说出“我病了，需要休学一年”时，他们的脸色阴了下来。不过，转瞬他们便开始安慰儿子，“病用不了多久就会好的”。在听了儿子一番解释后，两个朴实的农民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现在，我在他们脸上几乎没有再看到过笑容。”易光斌摇了摇头，对我说。

　　他也曾几乎挣脱了那个漩涡。在他将满26岁时，得到一家房地产策划代理公司老板的赏识，当上了他的助理。同时，他还为昆明十堰商会在十堰的一个350亩土地项目提供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前期服务。

　　在那一两个月里，他几乎天天要陪市里的相关领导吃饭、喝酒、聊天，也听到了这个城市里几位权势人物对自己的“良好评价”。

　　在十堰市的一次商界人士聚会上，他被指派代表昆明十堰商会发言。“闪光灯下第一次面对2000人发言，并且不少是地产界有头有脸的人，腿都有点儿发软。”对于近30年人生里这个最为耀眼的瞬间，他用了“刻骨铭心”来形容。现在回忆起来，他脸上还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那时我正在清华读研究生，有一天突然接到他发来的短信：“‘精神’的英文单词是什么？我想开家咖啡店，用这个名字。”

　　“一个城市总得需要一个有格调有品位的地方，十堰这里的店名大多太俗。我觉得名字还是人文些为佳。”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发短信补充道。

　　我以为，他又重新找回了当年办文学社时的那种青春的骄傲与自信，重新找到一种带着理想飞翔的感觉。

　　但最终，因为投资到不了位，他构思酝酿了很久的这家咖啡店，竟未能开成。

　　不仅如此，一场突发事件，在让他赔进去了所有积蓄的同时，还让他接到了去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终审判决书的通知。判决书上写着，他和合伙人需要赔付伤者450128元。判决日期是2007年11月20日。

　　2006年2月，意气风发的易光斌和朋友合伙筹建房地产广告公司，他任策划创意部经理，月薪2000元，外加2%期权。不料，一天下午，公司合伙人花两块钱从路边雇来挂广告牌的男子，从高处摔落。

　　出事时，合伙人正外出借发电机，原本不需在场的易光斌，则恰在现场等房主来收房租。他丢下手里的《经济观察报》，把男子抱起来送到医院。身上1200元的房租，全部用来垫付了医药费。

　　一星期过去，花掉了他2.5万多元的积蓄。后来，他留下200元生活费，把剩下的2000多元又全部垫了进去。

　　59岁的男子被确诊为植物人，病人家属将他们告上法院，易光斌成为6个被告之一。他庆幸的是，一审判决中，他被判无过错。

　　但他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法庭上的证词后，易光斌发现，其他人都把事情往他身上推。此前筹钱分担医药费的承诺，合伙人早已绝口不提，“自己的所有积蓄全搭进去了，所谓兄弟情义换来的不过是直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

　　那个已验了名的房地产广告公司，在出事之后随即搁浅，留给他的，是如今依旧堆在桌角未曾发出过一张的名片。

　　后来，他进了一家汽车饰品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根据他的商业计划书组建运营。这是他第一份被实施的商业计划书，但最终他发现，面对公司的窘境，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在消耗完1000万元的资金之后，公司依旧不见起色。

　　2008年10月，他辞职前往长沙，去继续另一份“兄弟情义”。在易光斌看来，邀请他去长沙的人，当年落魄时，“吃在我这里，住在我这里，应该不会骗人”。更何况，他对“3050计划”的难以落实，正满心焦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当年他曾扶持过的“兄弟”，让他从长沙辗转到益阳。当身后小院的大门“咣当”一声被关闭上锁时，他才无奈地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传销骗局。

　　不过，也正是那场突发事件和这场骗局，让他和中学同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尤其遭遇官司时，正月初八当晚组织聚会的律师同学，曾给他不少帮助。他正月初五从家里带来了母亲做的黄酒，便叫来律师同学一起喝。聚会上，易光斌更是郑重地敬了他一杯酒。

　　酒过几巡，话题自然扯到感情问题。

　　“泡到怀里了么？”有人问他，不像一年前我询问时那般含蓄。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风格，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依偎一生的陪伴，仅此而已……”

　　“圣人！”众人哈哈大笑。

　　易光斌则摇头苦笑，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