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赔偿太少了，不公平”

　　受害人称家人被指指点点，希望政府资助全家搬离老家

　　昨晚6时，李蕊蕊正在家中吃饭，电话中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轻松许多。在之前的几个月中，她曾多次通过短信、电话告诉记者，“恨死他了，我简直要气死了，没法活了。”

　　“全家想搬到外地去”

　　新京报：对判决满意吗？心情怎么样？

　　李蕊蕊：判决下来以后比原来强一点了，基本上还算满意，但也没好太多，觉得赔偿太少了，不公平。准备等张律师把判决书寄过来之后，看市政府能不能给我们处理，如果不处理，我就上诉，告阜阳驻京办和聚源宾馆。

　　新京报：希望市政府怎么处理？

　　李蕊蕊：现在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知道了，没法正常生活，都指指点点。希望能给我们点钱买房子，搬到外地去。只要别人不认识我们就行。

　　新京报：为什么没来北京出庭？

　　李蕊蕊：家里没钱啊。前几天张律师通知周五开庭，我们就开始借钱，一直借到周四后半夜，才借够两千块钱。赶到界首，已经赶不上火车了，后来准备坐长途汽车到北京，临开车的时候说人太少，不发车了。就没办法了。我们家是农民，种4亩小麦，一年才挣一千多块钱。

　　“政府能让我去上学吗”

　　新京报：听说出事后你身体一直不太好？

　　李蕊蕊：嗯，那个事情回来以后一直尿急尿频，检查有炎症。政府说出钱给我治，但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治，还要全家人都去医院看着我，不让我再上访。律师叫我们不要去精神病院。夜里做噩梦，8点钟上床，凌晨1、2点钟就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就开始着急，担心，害怕。

　　新京报：害怕什么呢？

　　李蕊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害怕告不赢。

　　新京报：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蕊蕊：一直都想上学，家里没钱，妈妈不让上。都有2、3年没上学了，我越想越气，好几次想自杀都没成功。我想学个技术，然后出去打工。你能不能帮我跟政府说，让我去上学。

　　本组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张太凌 熊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