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葬我于故乡 台老兵回乡受托带57坛骨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